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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春刀》与中国古代政治语境的局限

《绣春刀》与中国古代政治语境的局限

作者: PLR | 来源:发表于2018-03-24 19:45 被阅读0次

          “你方才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这无常簿上”,凌总旗看着刚刚还得意忘形的殷澄,空气中凝固着的是令人窒息的杀气。 几秒之前,那种极有娱乐气息的“京片儿”,几乎用说唱rap的形式谈明熹宗落水,和厂卫相关的时事,殷澄向兄弟们炫耀着,自己对政事的敏感,对朝堂之上那些梗的精熟。原本在这种私下的场合,这类谈话或许对于殷澄而言,只是勾连几个兄弟感情,仿佛如荤段子般的调剂。在中国人极具张力的政治场的表演之后,放下戒备以后的舒展,几许闲愁,原本笑声过后,作为锦衣卫该当差当差,该奉命奉命,然而怎么也想不到,这种解嘲会给殷澄带来杀身之祸。凌总旗攥着无常簿,就是攥住了殷澄的性命,一瞬间就像原本绵软的丝绸,成为了系在颈上的白练。

          整个绣春刀2的故事设计就从这一幕开始了,而这一幕设计的博弈,几乎成为了贯穿绣春刀的语境和色调,人性张力与中国封建政治宗教的神圣面孔之间的撕扯和纠葛,权谋与道义,恩义与仇怨,分隔离间也解构着无论是片中若隐若现的爱情线索,萨尔浒之战救命之恩残存的义薄云天,对还是亲王的崇祯的些许期待,这些庄严的精神建筑,与之相映的是这种期待背后为了扳倒魏忠贤而复刻了魏忠贤一切的权谋,甚至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真实。在这幕色调和语境里,肃穆的执法者和熙攘的犯事者,得势的魏忠贤与坚定要扳倒他的信王朱由检,就像绣春刀序幕里的那个无常簿一样,是一场比赛庄严和肃穆,而几乎又比赛着人性阴暗的一场注定共输的竞赛。

            想起类似的主题电影《大明劫》,无论是朝廷派出去的孙传庭,还是闯王李自成,他们都要比赛自己末世时代的霹雳手段,与这种手段所要实现的区宇以宁,但这类霹雳手段背后又蕴藏着对人性的翦除和排斥,面对着真实的饥民和真实的杀戮,真实的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身之地。孙传庭和闯王的竞赛,变成了一场共同的诛戮豪绅,平抑豪强的同行者的赛跑,而身背朝廷重托的孙传庭们,比之闯王们失去的则是“革命的彻底性”,乃至于自己的身位并不能真正成为决定大明平衡均衡点的寄托。这种人性和神圣政治语境之间博弈和撕扯的困境,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政治语境的基本要素,并伸展出类似“南明史”一类极具代表性的痛史,也是儒家的整个精神系统所无法涵盖和解释的终极局限。在忠与奸,善与恶之间的无数灰色地带的区隔与自在,都在绣春刀的无常簿里被绝对的定型与定性,而这种定型与定性和实际人性的偏差不断累积,终于达到了体系所无法承载的区间。

            明太祖洪武年间的宴飨九奏,庄严宏丽,浸润着中国文化独有的夸饰和烈火烹油的气象,叙述着一个中国古代王朝从草莽起于淮西,到兼并群雄,再削藩守边的盛景,摘录部分如下:

          一奏《起临濠之曲》,曲调名《飞龙引》:千载中华生圣主,王气成龙虎。提剑起淮西,将勇师雄,百战收强虏。驱驰鞍马经寒暑,将士同甘苦。次第静风尘,除暴安民,功业如汤武。

          二奏《开太平之曲》,玉垒瞰江城,风云绕帝营。驾楼船龙虎纵横,飞砲发机驱六甲,降虏将,胜胡兵。    谈笑掣长鲸,三军勇气增。一戎衣,宇宙清宁。从此华夷归一统,开帝业,庆升平。

          三奏《安建业之曲》,四奏《削群雄之曲》,五奏《平幽都之曲》,六奏《抚四夷之曲》,七奏《定封赏之曲》, 八奏《大一统之曲》,九奏《守承平之曲》。

       

            然而明代的宴飨九奏,在守承平之曲之后就陷入了停滞和哽咽,再往后只有浮风艳冶,或者靡靡之音。而有识见的人都从“宴飨九奏”里窥视大明的华靡与萧瑟,守承平之曲以后的九章终将归于一,而这个一又与“起临濠之曲”平仄相依。中国古典社会的循环结构,几乎就在陶冶人文情操的音乐中,走向一种闭环,无论其多么的华靡,终有九而归一的冲动和破绽。而到努尔哈赤十三副甲胄建大清的时节,九奏在萨尔浒的重启却成为了洪武的绝响,尾韵伴随着明廷的倾覆和清代的新的“王业”。

            所以这促使我们常常反思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类语言尤其是社会组织领域的各种构建,是否能如实刻画人性的本质?

            人类语言仿佛具有物理中的量子性和背后的绝对性,而人性往往是连续的黑与白之间的灰,这种刻画和实际的冲突,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人们对声名和功业的追求,因为这些都建立于文化和社会系统的绝对性之上,而事实上的人性,却远比宴飨九奏和无常簿复杂,这类复杂的暗流交织着九奏的庄严,和无常簿的肃穆,常常是诙谐的,是晦暗的,是隐晦的,但终究成为了推动历史的真实动力。 而且,这类现象也并非中国社会的独有产物,我们不会把《绣春刀》这类电影看做一种制度比较的老调重弹,而更愿意将之视作一种近乎于对社会体系的白描。毕竟罗马也曾经灭亡,雅典的议会政治也曾经和帕台农神庙一起倾颓,西方更有代议气息的政治圆形竞技场,比之中国的长方形的黄花梨的长桌,并没有避免更多的杀伐与社会共输的困境。人类的语言构建的无数政治和物质文明,终究是潮汐间的沙堡,无论曾经多么的辉煌壮丽,最终也都会伴随着涨潮的来临,化作一团融合于沙滩的狼狈。

          但这一切的局限,促使后人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语境,促使我们思考能否给人性的忠奸和灰白之间留下更多的区间,譬如无常簿的豁免机制,无常簿对应的辩白机遇,无常簿的共同监察机制,陪审团机制,让人性之间的捆绑来制约语言的绝对。留下更多的合理的预期与生存的场域,则是后来无论是追求法治还是追求全民福利的先行者们,所不断扩建的宏宇,人们不断通过《绣春刀》等剧目重述那些历史上的博弈困境本身,就是在积累文明的基石和素材,留下灰白区间的记忆,常常告诉自己,在黑与白之间的才是生活,而能容忍生活的语境,才是能真正久立于人间的庄严建筑。

    (文章作者: 潘凌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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