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三年：三、困顿飘泊
和X同学在延安城里分手后，69年8月底，我又回到了村里。
这时同灶的S同学在京还未回来，只剩下我一个人，重新开始农村生活，一个人一个灶，吃饱了管全家。记得一段时间里，向队里取上一斗洋麦，自己拉驴套磨筛成面，每天中午将洋麦面擀成面条，炒个洋芋丝，做一锅热汤面，连晚饭带第二天早饭都解决了。又要出工又要自己做饭，有时实在顾不上就不开灶，中午歇响老乡都回家吃饭了，我就在窑洞坡下的枣树林里，用树棍将大红枣打落一地充饥，吃一顿枣再喝一肚子凉水，肚子很快就涨了，感觉饱了，谁知到了晚上就窜稀，胃也不舒服，真是得不偿失。
大约10月份，从北京来的一个叫小L的发小来找他的中学同学小A，不知怎么得知我也在这儿插队，便一块来村里找我，因为之前搬家和小L也两三年不见了，见了面当然挺高兴，可我这里现实状况是，吃住都接待不了。见此，发小让我陪他去其他村找另一个叫小B的发小。那个发小的情况比我强些，但也经不起三四个人整天吃喝，没过几天就把他的口粮吃的差不多了，甚至有一天无米下锅，几个人上下其手，把老乡家的一只半大狗哄来宰杀吃了肉。
在小B村里待了大约3、4天，小L突然生病，浑身发烧下肢发软近乎半瘫。大家也不知得了什么病，找了村里赤脚医生，只是量了体温，显示高烧却诊断不出病情，不敢下药，实际也无药可下。眼看病情不见缓和愈发严重，遂决定离开村子去延安就医，小B在村里找了个大簸箩、绳子、木杠子，拿了同窑其他同学的一件棉大衣铺在簸箩上，我和小A、小D、小B四个人轮流抬着小L费力出了村，爬坡翻山，到了青化砭，坐长途车去了延安城。
写到这里时，听说小B已于年初归西，本已拆迁，眼看不久就能住进新居，谁想没等到那一天，令人感叹人生之苦短。
说来串队到外村找要好的同学玩儿，相信知青当年都经历过。问题是当你去了外村，那里也有你不认识或性格不同的同学，并且他们和你去找的人又是一个灶吃饭，这样就干扰了人家的正常生活劳动秩序，更严重的是吃了人家的口粮，想想当年粮食标准有限，你吃了，人家就少吃了，甚至是没得吃了，可以想像人家的心情如何？所以分析起来，这也是当时引起分灶风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里要向受到打扰的同学表示谦意。也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同学关系尽管还可以，来串串没什么问题，但对不起管不了饭。也是这次去小B村时路过X村时，恰好碰到了同班女同学Y和D，看见我们过来，她们只认识我，其他人都不认识，Y同学赶紧叫住我，让我不要把人带到她们村里去，我说只是路过，我们不去。这才使Y同学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想想当年吃上顿少下顿无以为继的困苦生活，也真是理解了同学们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流露出的“薄情”。
抬着病人到了地区医院，大夫检查后说，必须马上住院。虽然当时知青很苦，但住院治病除了不管饭，其他一切免费。小L不是知青，便冒用了其他知青的名字及插队信息顺利的办理了住院手续。我和其他同学在病床前轮流照顾着他。这期间，小L的二姐随301医院医疗队正在延安巡回医疗，临走前也看了其弟。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看护病人还得筹措吃饭钱，为此我以个人名义向其他同学借钱，但认识的人也是“罗锅上山‘钱紧’，”好不容易四处借了十来块钱，现在看起来是个小数，需知当时一天饭钱四五毛钱，这些钱也能过个小二十天。在此也向当时伸出援手的同学们表示感谢。
一晃一多月过去，小L病体渐渐痊愈出了院，我们便分开了。这时天气已转冷，又回到村里，这时农活基本结束，无事可做，只好又重新谋划回京之途。
插队三年：三、困顿飘泊
12月上旬，我和小H、小S两个同学结伴返京。通过在此期间认识的延运司的一个哥们儿，我们无票搭上了去铜川的长途车。到了铜川又无票混上火车，担心在西安查票严，趁着夜黑提前在三桥车站下了车，车站无甚遮挡顺利出站。
出了三桥车站，站外只有稀疏的月光勉强照着一条林荫道，上了马路，前方没有一个人，静悄悄的，正在路上走着时，突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后面有三个人走来，不看不要紧，这三人反而加快脚步朝我们过来。
他们走到近前，我细看才认出是在火车上打过照面的三个北京知青。其中一个过来冲着我说：“有钱吗？拆的点儿”，我说：“没有，有还蹭车”，他搬着我肩膀就捜我身，幸亏早有预防当时身无分文。没搜到钱，气的他猛掀了我一把，险些把我摔倒在地，好在他放过了同行的叧外两个同学扭身离去了。
之后我们走着夜路，人地两生不敢大意，一直进了西安市区才疏了一口气，到了西安火车站广场，天已凌晨。在车站买了张中途票，候车室空耗一天，傍晚时分乘上回京火车，好在车上查票不严得以顺利到京。
走出北京站，冒着京城的寒风，走到东单菜市场边的餐厅去吃饭，小H从毛裤腰口里掏出共同存放的钱，几个人都不尽为事先想好的藏钱方法称绝！当时如钱被抢，谁知道还能不能回北京，既便能回又该遭受多大磨难。
时隔三个多月又再一次回到家。呆了几天以后，家里人说，情况还是那样，来回折腾还不如联系一下，看回老家落户行不行。十二月底我回到了老家，老父年少离乡，老家房子已破烂不堪被生产队占用，村里虽有远戚，但无近亲，与老家很少联系。到了村里当和村干部提起落户之事，村干部一点儿嗑巴儿都没打，张口就说村里困难接收不了。至此，希望破灭只能又返回北京。
过了春节就开春，万物复苏，再待下去既无事可干，家里人也为自己操心，一条路，只能再回陕北了。这次回延依然逃票，几次历练差不多已“胆壮技熟”，买张站台票就进站，趁人不注意混上车，几次磨练终深谙“灯下黑”之道，在车厢里不再形如做贼状，而是周旋于面善，对知青有同情心的列车员附近，果然奏效。到西安后轻车熟路翻墙出站，一路无险。
在孤零零的回延路上，不至一次地想：插队一年，荒度光阴，往返北京两次，针对知青的新政策也没见下文，回老家落户也成泡影，看来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个人命运了，一句话，回队踏实劳动，等待命运的抉择才可能是最后的出路。
到了延安，在姚店下车正准备往黄屯走，在路边恰好碰见了同班的J同学，他正要到女朋友处，邀我和他同去。本来就为回队后马上面临生计问题而发愁的我，一听马上同意了，能捱过一天是一天。
说起J同学，他是我插队期间的重点“骚扰”对象，经常揭不开锅的时候，那怕是摸黑走山路也跑去找他，去了后有粮下锅，没粮厚着脸皮去关系好的老乡家讨点儿吃的。至今五十多年交往不断。
刚刚走上社会，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对今后人生之路，精神迷茫，行动漂泊，加之物质上的困顿，蹉跎中幻想有个安身之所。
和J同学这一玩儿五六天过去了。 回到了村里，打扫尘土收拾破旧的窑洞，晒被扫炕，洗刷锅灶，向队里借了点儿粮食，吆驴上磨，正在为出工做好各方面准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扭转生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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