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做案头常读书--《王水照访谈录》

一个领域内大家的访谈，是一种介于学术和传记之间的书籍类型。因为，通过他们的学术著作，看到的往往是最辛苦、最理性和最高大的一面，并且也是一个人的单项输出，没有互动。而访谈类的节目（书籍），如果访问者的问题思路足够清晰和深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访问者对于被访问者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尊重，被访问者就无法较为自然地把心底最深的话说出来，或者就容易变成一种演员性质的表演），那么可以了解到很多被访谈者身上最生活化、最细节的一面，对于理解其学术经历、学术脉络、学术领域、学术思想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王水照访谈录》这本书就是一本书，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读一下这本书，一定会读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

该书封面

我把读这本书的总结分享给大家：

一、关于王水照先生本人，了解到了其人生学术上主要经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三个阶段；研究领域主要在宋代文学，对苏轼和欧阳修有深入研究，编辑了《历代文话》一书，提出了“中国文章学”的概念，作为宋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对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传播五个领域的成就颇为肯定，促进了文学研究的深入。

二、关于建国以后了解的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典故和人物，以前都是刻板印象，脸谱化印象，现在变得逐渐丰满起来。如从“红皮文学史”到“黄皮文学史”是属于那特殊的十年时代特有的产物；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清代学者主要是“信古”，五四时期是“疑古”，而我们今天做的是“释古”。清华的“释古”就是“中西贯通，古今融汇”。老北大的传统就是章黄（章太炎、黄侃）之学等。（顺便说一下《觉醒年代》拍得很好，但把辜鸿铭和黄侃有丑化之嫌。）

三、王水照先生提到的他的两位前辈较多，一是何其芳先生，二是钱钟书先生。

“何其芳作为文学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是中宣部周扬的左右手。林默涵主要是从政策性角度阐述党的文艺方针，何其芳则是在学术领域写文章响应。所以，当时历年的文艺界、学术界的论争，几乎都是何其芳写总结性文章。”“详细地占有材料，是在马列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要与历史、现状和理论相结合”。

文学所的人员组成有三类情况，一类是代表五四以来现代学术传统的一批人；一类是从延安过来的学者；还有一类是青年大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学者。

钱钟书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位鉴赏者，还是一位古典诗文的创作者。是明代王廷相所言的“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

其余话语虽少，但也很重要的先生们如林庚所说的“你们能‘破’不能‘立’”、如吴小如的宋代文学的贡献、游国恩的楚辞学上的造诣；宋词三大家，夏承焘先生的年谱学、唐圭璋先生的词学文献、龙榆生词学专科思想和学科意识；余冠英先生的诗经翻译；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

四、现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有三个遮蔽：一是对中国本土文学观念的遮蔽；二是遮蔽了许多文学批评大家；三是流行的观点遮蔽了《四库全书》的优点。

五、在值得学习和效法地方，如老一代学者做学问“按目录读书，写笔记，再整理总结”的方法和当代学者“从文学史入手，做课题，用理论贯穿材料”做学问的方法；“大判断”与“小结裹”的关系；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让真正的学者去做最广泛的普及工作才是最好的状况。钱钟书即使是在生病期间，还在用“歪歪扭扭”的字坚持做日课。最后这一段讲得很触动人，每天坚持做日课，才能让思维在一个领域内有着深入思考。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出来的话有没有功力，在外行面前还能糊弄一下，到了内行面前，一眼就能看穿是在拾人牙慧和鹦鹉学舌了。

六、“1984年去日本教书之前，我到北京拿护照，见到钱钟书先生，他跟我说你去了日本不要以为他们表面上对中国人很客气，其实日本学界对中国学者是不大看得起的。他又跟我说，你到了日本，日本学者请你吃饭，他写一首诗词，你一定要唱和一首回去。······所以我觉得呢，咱们这种能力还是要具备，不一定写得多好，总还是能写得像样子，在这个圈子里还能用得上。”

这件事体现出来的倒不是说中日关系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我们当下很多学者的研究限于一种非体验、不扎根的状态。记得曾经参加过一个高级的儒学的会议，一位知名学者在开会时竟然顺口就说出了国骂，让我感觉特别丢人。儒学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都跑到哪里去了，即便研究得的学术水平再高，你也不是深爱这个自己为之一生奋斗的领域啊。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一个人自己从来不写诗，不会用文言文，不能做到“同情地理解”，只是整理文献、梳理脉络、更有甚者，用一些所谓的主义和流派，硬硬地把这些人贴上标签。这种生硬的做法虽然有合理性，但又感觉不完全合理，总而言之，就是有些简单粗暴。所以建立中国自己的文章学体系，确实是一个肩负着民族自信的大问题。

七、“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市场的大潮中金钱体现出来的“钞能力”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百姓到象牙塔的里的学者都一样，有些学者成名之后，更加追名逐利，写得文章一塌糊涂，挂名编纂的著作也质量很差。前几年，看到一个有关当地碑刻文献整理的国家项目被撤，原因是里面的错误实在是太多。具体原因很简单，就像包工头，承包了工程之后，再分给下面的学生，学生再分给自己的学生。于是，错讹难免了。建议对课题和文章的审查问题，如果出现了大篇幅的抄袭、国外著作的囫囵吞枣当做自己的观点和证据的、在课题结项中弄虚作假、质量太差的出台类似于黑名单或终生不得叙用的处分。

八、引用了程千帆先生的话：“一个学者的成就，学术论文与著作是一部分，最大的遗产其实是悉心培养出一批好学生。”学术研究所也应有一个传帮带的问题，每个有点良心的老师都应该有这样会心一笑的体会。

作为古代文学专业的学习者和从业者，读完这本书之后，的确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书中的很多观点，都已经提出了十多年了，但时间证明了观点的正确性，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可做案头常读书”。

与诸君共勉！

该书作者侯体健与王水照先生的合影 该书的出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