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事不说也罢!待我中专毕业九零年回厂工作后，厂里要求新分来的都下基层一年，那时劳资科就把我们这批都分下去了，表面上很公平，是都在下面，可都是好点的车间如201、301等机加工等地，我本是本厂职工子弟，把我和外来的一个不起眼的胖家伙分在了一个车间:101,搞铸造的，也跑路最远。那男孩学的专业匹配，可以搞造型。而我学的物资管理，报道那天，外号闫老虎的主任看了我一眼，直皱眉，和当时的李雅久书记（后调太原）就说:“我们这地方需要男的，却分来个女娃，简直胡闹!”（要补充的是在我要回来前也是中层干部的老爸已退，为安排我二姐进厂。确实人走茶凉，况且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人也许不对劲拿我撒气!）主任面冷，他家住我家上排，可从没说过话。两领导商量后，就没让我下车间，而是留在了办公室给一副厂级的老婆当统计助手。就这样，我虽说是去了基层，可还是在相对整洁干净没噪音的地方办公了。虽然二位后来调离了，我时常念起他们，他们暗中保护我，没让我接触钢水，行车等常年在阴冷漆黑的车间里穿梭，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小确幸?
我在的第二任书记佟书记很欣赏我，他喜欢文艺，就让我抓宣传，常为车间里出些稿子送宣传部喇叭里播报。他鼓励我入党，我没想入搁浅了。至今记得他和卢主任（后调回老家天津）笑说:“这个小庞怎么就不食人间烟火呢？”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总之我这人跟一般别的女人不一样吧，我不巴结人，只做好自己就行了，他们也不会勉为其难的。
第三任书记柴天佑，也是个爱搞形式爱热闹的，我们周边有两三个代代红的，总能跟现任搞好关系得到实惠的，我有些不屑，可这些女工代表搞些活动老还喊我参与，可能大家看我闲人，又没找对象成家的，什么三·八妇女节之季一块外出购物，“学雷锋”日子一起支桌支差，元宵节组织手巧的糊灯等。
第四任是马建平主任（在任成绩突出升为厂里一把手，后调太原又继续升调北京总部），九二年吧在他手里，我已独任统计并兼上了出纳，他确实精明也爱开玩笑，常自嘲自己小学生毕业，没文化。可是他记忆超常常让我折服，什么统计数字的也那么敏感，更别说账本了，他更是能看出门道。他口才也极好，即兴能讲出许多一针见血的问题。有一点不好处爱声东击西打些埋伏仗，出其不意抓员工迟到早退。那时人们真是揣测不过来，猫捉老鼠的游戏常常上演，被抓住的处罚力度攀升到一次80元，我也没幸免过，被他出红榜告示。很是心疼。也是在他手里，他点子颇多，说教让我专业归口（那时车间单独成立了采购部），分别把统计、出纳受让与人。交接时我知道接我统计的女的很会来事，那时刚小产完，许多人说她与马的风言风语，我不太相信。她长我五、六岁，但在与她交接时她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招惹了我，搞清楚是我给你交接，她出言不逊直接挨我一巴掌哭着跑了，敢小看我!我最是看不起你这种人了!后来马头（我们这么称呼他）笑着说我:小庞，万荣人吧?（是说藏气的）他没批评我什么，告我好好交接，我后来直接用红笔给她写过去了。再没当面交。事后我同仁也是能人后来一个战壕的郭秀华窃笑说我真胆大，谁也敢惹。有什么?我等你们报复!竟没有等来，直到我2000年从厂里办手续买断时，有一个程序在那红人那办（已升到总厂办公室），她也客气了，再也没有颐气指使。（这时马也是一把手）
第五任时九五年，分厂又有由供应科撤回大厂供应处，我是闹了破釜沉舟后才出来的。处长秦国宝手里，我老请假，交了对象，引他很不满。也是在他手里完婚后就没好好上班，是我跟头关系中最不好的一个。他爱气派，干啥都大手笔，发福利别家都很红眼的，直到东窗事发他被马保下来大家把物折钱完事，我实际上没捞着任何实惠。
九七年，我生孩子的一年，我的名单又由供应处回到分厂。程主任临钢调来的，戴眼镜很是斯文书生气的，见我也很客气。我说出自己的状况要求保留名额不拿工资，他表示理解帮着对厂里隐瞒了，工资留在分厂了。
直到不上班保不住名额2000年时，我在厂里第一个买断工龄了。没给啥钱，也不再受制了，成了个自由的人。家里人（姐姐们）不同意，连妈也说可惜我自学了两三年拿到个大专文凭（山西财经大学），没用了。拿文凭考试的时候，我每次分不高但总会惹得周围人很是羡艳，都佩服我的，说:到底有点文化的不一样啊!可我没觉得有什么，只是自己找了点事干而已。不然去干什么?怎么打发日子？
时光荏苒，匆匆的竟也长大个一个小伙子一代人了，回想起上班的日子竟也有些恋舍。日子怎样过才是有趣的?这个答案无从得来，我也不做假想，毕竟是没有用的。只记得那时有一位检验上的检验员（孙海，后来去了厂矿学校任教）懂谱，教我识了些简谱，以致后来我爱上音乐，不快时拿它取乐，这样就不感到艰难了。
生活永远无悔无愧的好!接下来的路还是会一脚一脚走下去的!愿岁月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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