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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你好。
欢迎和我们一起“多读一本书”。我是徐英瑾。
今天我想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题目叫《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这本书是由日本“讲谈社”所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国的历史》当中的一本。
作者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日本的“讲谈社”出的书，原作者肯定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学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韩国的学者，叫金文京。这就有意思了！他是一个韩国的学者，这本书是在日本出版社出版的，但是这个书本身讲的又是我们中国的三国。它说明三国文化至少是横跨中日韩三国的。
那么，大家就说了，关于三国的解读，咱们中国人也写了不少，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的讲三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换一个口味，要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三国呢？
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作者金文京先生实际上是研究《三国演义》和与之相关的一个文艺背景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三国，也许就同权谋、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三国的眼光不一样。而且外国人看三国，或许就有一些我们中国人没有的视角。
所以，我们不妨也把外国人的视角引入一下，能够促成关于三国文化的一个国际性的对话。
第一部分
本书的作者金文京先生是在日本生活工作的韩国人，他的专攻的方向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先生用汉语写下的，它的第一个非汉语的译本是什么呢？满语。也就是说，像皇太极、努尔哈赤他们和明朝打仗，要了解汉族人的思维方式。于是，他们就弄了个满语版的《三国演义》，又和汉语本相对照，顺便也能考考汉语“托福”，看看满族贵族的汉语水平怎么样。
那么，除了满语以外，《三国演义》第二个非汉语的译本是日语。按照金文金先生的考证：《三国演义》最早被翻译成日语，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二年至五年，相当于1689年到1692年，由湖南文山翻译的通俗《三国志》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史上被全译成日语出版的最早的外国小说。你看看，我们的这个文化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多高！对它的影响大不大！
讲到这里以后，我们一直在追问三国文化的魅力源泉是什么？同样的道理我要反问大家，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欢爱看《权力的游戏》，《权力的游戏》它的魅力的源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权力的游戏》虽然讲的是个架空的历史小说，但它和《三国演义》有本质上类似的地方，它讲的是大的历史趋势中，个体是怎么样通过对于大的历史趋势的了解，来调整自己的命运的。这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杰克苏和玛丽苏式的作品。
什么叫杰克苏和玛丽苏？就是设想一个女主，一个男主，像《延禧攻略》一样的，所有的人都不在话下，使用各种权术升级打怪。但是，在《三国演义》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悲剧意识！
诸葛亮虽然聪明，最后还是在五丈原吐血而死。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他还是英雄。关羽虽然勇猛，最后还是败走麦城，身首两处。悲剧！因为个体是斗不过势的。这种悲剧感在《权力的游戏》里面也是有的。这种历史的真实感，可能就是让《三国演义》的文化产生魅力的道理。
当然，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是，为什么它对于日语世界会产生更多的魅力呢？
实际上，日本人如果要讲日本的国史的话，他们有个小小的尴尬。因为日本进入文明社会比较晚，它最早的文字记录要在中国的历史书里面找，不到我们的历史书里面去寻根，他们都没办法说古代史。
所以，《汉书》《后汉书》或者《三国志》里面，寥寥几处关于日本的文化的记录，那简直就是被日本历史学家倒背如流，每句话都要刨地三尺。
金文京先生也已经提到：在公元57年正月，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的开国皇帝）接见了来自于日本的外交代表团。原文是说：“倭奴国奉贡朝贺”。
这里，我们稍微讲一讲，今天我们所说的“日本”这个概念，那是要在隋唐的时候才出现的，而在此以前“日本”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在“日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我们称之为：“奴国”，大致位于今天的九州福冈。
在九州上，有一个小国叫“奴国”，它跑到我们的洛阳见光武帝刘秀。实际上，这样一个国家远远没有控制全日本，所以也有人认为，很有可能它是当时的日本的各个部族政权里面，相对强大的一个。
很多年以后 ，在日本出土了一个金印，叫汉委奴国王金印。也就是说，大汉朝委任你是正牌的奴国国王。这个金印是日本的超级国宝。
不过，我前面讲的都是汉朝的事情，它不是三国的事情。那么，到三国的时代，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交往证据在哪里呢？这就有一件大事了！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大约是在公元238年，日本使节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他们代表他们的女王卑弥呼跑到洛阳。这时候的洛阳已经是魏朝了，也就是曹魏时代，真正进入三国时代，不是那个汉朝了。这个魏朝的皇帝也非常开心，就发诏书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大魏国觉得你亲。这里就有个“倭”字了。
“倭”这个词现在看来不像个好词，但是大家要搞清楚，“倭”这个词本来就是对于日本政权的正式称呼，它不是贬低性的称呼。
很有可能，本来日本带来中国的那些“贡品”，也就是是奴隶，长得就比较矮。实际上，日本人他们真正身高变高，是在二战以后营养条件提高了。直到现在，日本人还是比韩国人平均身高要矮一点。本来没有任何蔑称的意思。
讲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我认同，是来自于“奴”和“倭”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名字，而这些名字的自我认同来自于我们的史书，来自于我们的汉字文化。我们再去看日本的学者，有一种很强的三国情结，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吗？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要问了，我估计日本也就是读过书的、有文化的人能把这些事说得头头是道吧？爱玩游戏的人，他们会在乎《后汉书》《三国志》里面讲了些什么吗？为什么他们也喜欢玩三国游戏，也喜欢叨念三国的事呢？
这也和日本特殊的历史文化发展有关。日本的统一相当晚，是德川家康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在此之前，日本长期处于战乱之中。
那么《三国演义》的文化是什么时候输入日本的呢？在德川家康时期，也就是叫江户时期，这都是指一个时期。为什么叫江户时期？因为德川家康的老巢在江户，他以江户作为控制全国的一个行政枢纽。
名义上他不是天皇，但实际上他就是真正的天皇，类似于曹操。在这种文化环境里面，在德川家康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因为战争结束了，也有人去看很多文艺创作，比如中国的《三国演义》的小说。
突然，日本人发现，中国发生的事情和日本的战国的事情不是很像吗？曹操想不想一统天下？想。织田信长也想一统天下，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天下布武”。“天下布武”就是要用武力布满天下。他们所说的天下，当然就是指日本了，把日本所有的诸侯全部囊括到我的麾下，我用一个拳头把他们全部捏死，这就叫“天下布武”。这不就是曹操的想法吗？
织田信长后来死了，在“本能寺之变”里面，被部将暗杀，然后丰臣秀吉又把他的政治遗产给继承了，形式上似乎统一了日本，好像非常厉害。
我们要说德川家康又是扮演什么身份呢？他就像司马懿了。织田信长在的时候，他做织田信长的小狗，织田信长死了以后，他做织田信长的继承人丰臣秀吉的小狗，但他心里是有大谋划的。丰臣秀吉发疯，发动举国的兵力去打朝鲜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动，而是躲在家里面保存实力，等到丰臣秀吉自己得病死了以后，他慢慢地就控制了全日本的权力，然后消灭了丰臣的所有遗族。
大家觉得，这不就是司马懿吗？司马懿就是用这种手段，慢慢剪掉曹氏宗亲的羽翼，最后把大魏朝改成了大晋朝。
好像是同一帮历史人物，然后穿越到中日两国，横穿一两千年，换了一些名字，学了不同的语言，上演的是一样的剧本，那是骨子里的亲切啊！这样一来，就使得日本的整个江户时期，对于这些故事的言说有很大的传播的范围。
韩国人对三国，自然也很感兴趣了，因为韩国在历史上也经常处在三韩并立的时代，三者之间也经常发生非常复杂的外交纠葛。所以，看到三国文化，他们也感到非常亲切。
第二部分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之间是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有人统计过，其中历史知识重合的部分，大概是60%~70%，30%是不一样的。（当然，不确定统计是不是精确，只是供参考。）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演义为什么要修改正史的描述，这些修改的根据到底何在？
实际上，关于演义和《三国志》之间不同的研究，我们中国学者也做了很多了。我如果要一个个罗列出来，大概要讲四五个小时。所以，我下面的讲法主要是受到金文京先生的启发，我主要是站在文艺创作规律的角度上来讨论。
现在，我们不是有很多历史剧吗？历史剧的创作有很多人就是胡编乱造。好像现在我们很难创造出二月河先生执笔的那种，尤其是《雍正王朝》那些优秀的历史剧了。现在历史剧都没法看，所以我们现在有点怀旧。
这里面就有一个道道了。历史资料是枯燥的，而文艺作品要活泼，但既然是历史文艺作品，你也不能活泼到胡说八道的地步。那你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们就不妨从罗贯中先生怎么样改编《三国志》的角度，汲取一些营养。
第一个修改的地方，是把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在一个人身。或者把时间线打乱，本来是发生在前面的事情，说在后面，把后面的事情，说在前面。这是一个改编的原则。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那是因为，小说也好，电视剧也罢，它的时间线是非常紧凑的。也就是说，你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故事里面，让大家感受到戏剧的高潮。当你考虑到这些问题时，你就会经常在读史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故事发生在很后面，应该把它放在前面才好，否则故事就会变得很松散。
我们都知道，在赤壁大战前夕，蒋干被曹操派往周瑜的阵营去做说客，叫周瑜投降。真实的历史是蒋干的确去过周瑜的阵营，但不是在赤壁之战前夕，而是在赤壁之战很久之前。这件事情和赤壁之战已经没有因果联系了，它并不是赤壁之战的一个环节。
但是，你站在罗贯中的立场上设想一下，蒋干跑到周瑜的大营里面做说客，我们现在史料里面，能够查到的蒋干嘲笑周瑜的一句话：你们的办公室的办公条件好差，竟然还没有用到纸。这句话就预示着北方的纸生产质量比较好，我们曹公那里有大把的A4纸，投降我们曹公，你们就不用削木头了。
这是我们能在史料里面找到的，这件事没有前因后果，写这个故事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蒋干的故事，现在编到《三国演义》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环节中的一部分了，叫“蒋干盗书”。周瑜拿了个假书信，然后蒋干中计了，把这个假书信带到了曹营，然后周瑜就以此使用反间计，让曹操除掉了蔡瑁、张允。这个故事完全是编的，但不是编得非常精妙吗？这就是戏剧描述，它要把故事张冠李戴，这个张冠李戴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赤壁之战里面，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黄盖的苦肉计。这是指周瑜装作要罚黄盖，黄盖装作被打了，当然打这件事本身是真的，然后黄盖因为被周瑜打了，向曹操投降，曹操才信，曹操觉得黄盖真的受委屈了。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在赤壁之战N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在公元228年，魏大举攻吴，当时吴的太守周鲂要向魏军的总司令曹休请降，但这个请降是假的，是他和当时的东吴的高层达成了个默契：玩假投降，让曹休这个笨蛋上当。为了让曹休上当，孙权派了一个使者跑到了周鲂那里说：周鲂太守，你最近有点不规矩，是不是和北方有乱七八糟的勾结？周鲂听了以后非常生气，然后就在使者面前割发谢罪。
古人割发和割头没什么两样，由此就可以看出，好像孙权和周鲂的关系已经陷入了互相猜疑。这时候周鲂再去请降，曹休显然也就信了。果然，这是个计谋，曹休最后中计，被孙吴大败。
实际上，这个故事非常像黄盖的苦肉计，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就被搬到了黄盖的苦肉计里面，周鲂故事的要素就被剥夺了。
这也就是说，你要把一个故事说得精彩，赤壁大战是说得很精彩，环环相扣，你就要像吸睛大法一样吸其它故事的桥段，只能牺牲别的历史桥段了。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恐怕是没办法违背的。你真按照历史完全一件一件事说，大家全部弃剧了。
第二个文艺创作的元素，就是借用后代的文艺再加工，使得某些故事更加栩栩如生。
随便举一个例子，《七步诗》我们都知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国民语句了，小朋友都会念。然后，你问，同学们这故事是谁说的，大家会张口闭口说：曹植。为什么说？因为曹丕要害他，七步要作诗。根据是什么呀？大家说《三国演义》。那你问《三国志》里面说了吗？不知道。
真实的情况：曹植是个大诗人，但这首诗实际上是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作者）写的。刘义庆是南北朝的作者，《世说新语》写出来以后，他要给前朝的故事添油加醋，于是编了一个《七步诗》。这事编到《三国演义》里面，就叫借刘义庆的文艺细胞来丰富我们的故事。我个人认为，这在历史文艺创作里面也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就是为了凸显核心的故事人物，有时候你把他说得伟大一点，把别的故事人物稍微黯淡一点。
比如，诸葛亮跑到东吴去舌战群儒，然后把大家全部给说倒了。同时，又把周瑜说得小肚鸡肠，坏得一塌糊涂，表面上和诸葛亮合作处处设计害他。
那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真实的《三国志》，对于周瑜的记录，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帅！当然帅和个性没关系。那心理上的个性是什么呢？厚道。周瑜在史书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厚道。
比如，他和一个老将程普之间的关系相当不好，程普因为是比他大一个辈分的将领，对小鲜肉不是很看得惯，所以和周瑜关系不是特别好。然而，周瑜每一次对他端茶送水，弄得程普自己都说和周郎在一起如沐春风，于是就传为美谈了。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和诸葛亮关系不好？
有三个因素决定了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不可能糟：第一，周瑜这个人本身就厚道。
第二，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是周瑜的同事，周瑜是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如果他给诸葛亮穿小鞋，诸葛瑾那里面子怎么说？他应该知道诸葛瑾很受孙权器重。
第三点，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的确在火烧赤壁之前，诸葛亮作为特使和东吴有过交流。但他的任务仅仅是发一个快递，收一个快递，传递一些消息，进行技术层面上的联络，没有参与重大决策，根本就没有舌战群儒这事。
东吴内部决定要抗曹的主要文臣是鲁肃，是他让孙权下定决心的，而不是诸葛亮。当然，鲁肃在《三国演义》里面显得非常憨傻，就像是个吉祥物，这我们就不说了。
罗贯中为什么要把周郎贬得那么低，为什么要把鲁肃说得那么憨傻？鲁肃也比较惨，因为他的确没有什么好说，就把他说得憨傻一点，把诸葛亮说得那么厉害，然后把别人的功劳都弄到诸葛亮身上，像草船借箭。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显示：草船借箭是孙权干的，不是诸葛亮干的。
孙权有时候也喜欢玩“速度与激情”的，他和他的哥哥孙策和他的爹孙坚一样，经常喜欢玩这种玩命的事情。比如草船借箭就非常玩命，孙权作为一国之主，开一个船跑到敌人前面做箭靶子，还在里边喝酒，这不是不玩命吗？
上面提到的这些智谋，全部被罗贯中安排到诸葛亮身上，就是为了强调蜀汉的正统地位。所以，它旁边的人都自带光环。
当然了，这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三国演义》里面会这么强调蜀汉为正统？除了蜀汉他带了一个“汉”字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在进入罗贯中以前三国故事是经过南宋的锤炼再慢慢流传到那个时候的。南宋的人在三国里面觉得最同情的是蜀汉，因为蜀汉最像异乡人，最像北漂，最像那些没有根基的人，非常像南宋遗民的那种状态。
你想想看，像刘备这种人跑到四川去，那是百分之百的外来政权，然后又打出匡复汉室的这个旗号，实际上有很多弱的地方。天下很多人都姓刘，而被刘备敲掉的原来的四川的刘璋，他也是姓刘，为什么他不能匡复汉室？所以就有点弱，这种弱势的地位可能就激起了大家的同情，所以要故意把弱势说得特别强。
这在小说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技巧。你如果站在强者的立场上，写强者怎么灭霸，那就不好玩；反过来，你写弱者怎么对抗强者，大家就觉得很开心。这种以小博大的精神，在文艺作品里面可以激起大家的共鸣。
另外，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为了抹黑对手做了很多的发挥，尽管这种抹黑已经深入人心了。比如像为了抹黑曹操，故意把华佗之死，说成是曹操的责任。
说曹操脑子里长个瘤子，华佗要给他开个脑外科手术，曹操不信，说“你是要谋害我”，然后华佗被杀了。你想想，东汉给人做脑外科手术，你信吗？
真实的原因是华佗对曹操说谎了。华佗的医术，曹操当然是非常欣赏的，曹操的本意是让华佗好好行医，作为他身边的一个医生能够解决他很多问题，包括曹氏的亲族生病。
但是，当时做医生的社会待遇和经济待遇都相当一般，不像今天XX大学附属的高校的博士生导师，我们都是觉得很尊敬的。当时不是这样。所以华佗想进入正式的公务员编制，变得就像荀彧、郭嘉那种人一样。那曹操说：你又不懂那些事。结果，华佗一赌气，想撂挑子不干，就找了个借口说：我老婆生病了，你看，我去回家看老婆了。
曹操天生多疑，派了两个特工跟着他，一回家看他老婆精神倍好，没病。然后就把华佗抓回来了，说：“你不是骗主公吗？”“你不是违背军法吗？你这难道不是欺上瞒下吗？你这种态度按律当斩！”就这样，华佗掉了脑袋了。不是因为他要给曹操开刀，开他脑子里的瘤子。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因为罗贯中的视野不够，他基本上就没有处理。比如在讲到三国政权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时候，“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事情，他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当时最重要的少数民族的斗争是在吴国内部，是吴国和山越人之间的斗争。
山越人是生活在山川之上的少数民族，现在我很难说这些山越人的后裔是什么，也许我也是山越人，也许听友也是山越人，因为他们已经和我们汉族混血了，但是原则上说，当时的山越人他们占据着山上，抗拒着吴国政府税收的要求，所以这对吴国来说，他们的存在是个威胁。
吴国有很多精力是用来对付山越人的，这也就客观上解释了为什么诸葛亮很喜欢北伐，吴国对于北伐这事没有太大的兴趣。这绝不是孙权一直在玩，孙权在做更加疯狂的事情，征服山越人只是小的，更多的是他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想看看大海，那是更疯狂的事情了。
那这些事情都没有说，这也就是说整个《三国演义》的描述还缺乏更大的历史视野，这可能也是因为罗贯中本身的底层文人的限制给他的一些历史局限性。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就体现在为了文艺创作的需要，《三国演义》需要把很多时间线浓缩，把不同的事放到同一个人身上。
第二个方面，在文艺创造的素材上，《三国演义》大胆采用三国以后产生的材料，来往前面补。
另外，是为了宣扬历史上蜀汉的正统性，他把蜀汉以外的政治力量进行了全面的矮化和边缘化。
第三部分
金文京先生关注到的有趣的要点，这些要点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我们就来稍微说些背景性的知识。
按照正史的记录曹操派蒋干到东吴大营见周瑜，劝降的时候，曾经嘲笑过周瑜：你们怎么不用纸，还用竹简或者木牍。这句话就意味着，整个东汉末年到三国，我们中国的书写系统正好是经历了从竹简、木牍到纸的转变过程。还没有完全转过去，完全转过去是要到魏以后的晋朝，半转半不转的时间就是在三国。
总的来说，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要比别的地方高一点。这一点是和我们今天的认知不一样的，今天长三角是中国非常富庶的地方，当时的长三角和当时的中原地区相比还是差了一大口气，所以纸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在洛阳方面出现的更早，质量也好很多。所以堂堂周瑜没纸，结果被蒋干嘲笑了。
关于纸的发明，历史的背景也比较模糊。有一种讲法：东汉的宦官蔡伦发明了纸，但是这个纸的质量很有可能还没有达到书写的作用，所以纸的全面完善是要到晋朝。
纸这件事为什么那么重要？纸的出现提高了大家书写的效率。
你如果要拿木牍和竹简来书写，先要去砍木头、劈木头、劈竹子，把这些竹子全部按照一定的尺寸码好，然后还要烘（这里面有水分），然后上面写完字你还要把它穿起来。
写错字怎么办呢？当时没有橡皮擦，也没修正液，要用笔刀，笔刀是像现在女孩子修眉刀一样的东西。一般来说，笔刀是放在书吏的身上的，所以书吏帽子上有一个地方有可能就要插笔刀，插在耳朵上，哪个地方写错了，就把它削掉重新写。
到了三国以后，这个书信的传递就相当频繁，所以按照金文京先生的观点，大概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可能有些很重要的材料就用纸来记录了。他提供的一个材料，我以前也没有重视过。我自己是搞哲学的，哲学史讲到汉代哲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汉代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王充。
王充是会稽郡的人，这是个很大的郡，从浙江南部到福建都属于会稽郡。王充在洛阳的太学系统里面混过（太学就是指当时的最高学府），业余从事哲学思考。结果，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论衡》，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很多对经学的批判性思考。
东汉末年，文豪蔡邕跑到会稽郡游览，可能看到了在会稽郡流传的《论衡》这本书。蔡邕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又是文献搜集狂，他看了就得搜集。
在这里金文京先生就猜测，有可能蔡先生看到的原始文本是在竹简上，但是他带回洛阳的可能就是纸，就是传抄了。那么，从竹简到纸张的转换，其实就是个解压缩的过程，可以减少信息传播的成本。当然也是靠蔡邕的工作，我们今天才能够广泛地知道《论衡》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的存在，所以哲学传播感谢纸，这就是纸的重要性。
另外，纸的出现还有个好处。纸你要做得好，就光滑，它和毛笔之间的摩擦力就会比较小，而竹简或者是木牍的表面上就是毛毛糙糙的，这是由它们的材质形制所决定的。所以，一笔一画的东西写在竹简或者木牍上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写篆书或者写隶书，但是你要写行书、要写楷书，尤其是草书，没纸那肯定就不行。
所以，纸是使得这些重要的书法载体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像钟繇这样的三国末期的重要的书法家能够给出书法上的创新，客观上就是因为纸的确在洛阳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
大家也可以发现，为什么书法的革命是发生在洛阳，而不是发生在四川的成都，也不是发生在东吴的建康？这在客观上证明了，当时的技术高峰是在洛阳，的确洛阳纸的质量比较好。别的地方，纸的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吴建国以后的行政文书，仍然是用木牍和竹简来写的。
字迹的变化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第一个结果就是个性。你想想看，用隶书写字能写出什么个性，你能写出个性，那估计这就不叫隶书了。
我曾在央视的探索发现频道，看过一个汉墓发掘工作，里面有汉代的官僚死掉以后，把他身前管理的地域老百姓的户口、土地的情况，写在简册上面，放到身边一起埋了。然后，挖出来以后，我们再看里面的那些字，他这个隶书写得端正，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今天的word软件故意用隶书体打印出来的一样，字又特别小、特别密。
于是，我就思考，一个小的书吏要把自己磨得多没个性，才能够写出这么统一整齐的字。
这当然非常符合行政运作的需要，但是这不符合书法艺术的需要，所以纸的发明解放了我们中国人的个性，让我们中国人可以通过字迹来体现我们的精神力量了。所以，三国时代这个时代后续的就是魏晋的个性大解放时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一个，情报战和字迹之间也有一些内在的关联，正因为你的字迹体现了你的个性，所以别人可以模仿你的字迹，别人可以模仿你的字迹就可以搞假书信。
还有一个要点，大家是值得重视的，在东汉末年到三国的那个期间，实际上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是不存在了。在全国性统一政权尚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全国有一个官方的驿道系统，可以方便书信的往来。有意思的是，在全国政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同的政权之间的名士或者是重要政治人物仍然可以进行书信的往来。
比如曹操曾经给韩遂写信，曹操和韩遂是故交，当然了曹操给韩遂写信是要起到反间计的作用。还有诸葛亮甚至也以私人的身份给孙权写过信，叫孙权的不要重用诸葛家的一个重要的子弟叫诸葛恪。所以，不同的政权之间的书信往来渠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畅的。
史书并没有对这些信息网络是如何展开的给出非常清楚的叙述，但是大家一定要纠正错误的认知，即在三国时代，不同政权之间相互阻隔政治、经济交流。事实上，三国时期各方面的交流是极为密切的，后面还会提到更多的案例来证明这一点。
第四部分
那么，讲到《三国演义》的文字时，大家都会觉得《三国演义》的文字有点文言文、有点白话文，但我认为它的文言文的比例可能要比《水浒传》高一点，《水浒传》更接近于宋元时期的口语文本。
今天在改编三国作品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小尴尬。我们都知道，90年代的时候，央视拍过一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然后在本世纪初，高希希导演又重拍了。高希希导演在拍的时候，面对的受众可能就更加年轻化，所以小说中的很多的语言，可能就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
比如像曹操和陈宫，在看董卓政权抓捕他们的急告时，他们看到曹操的人头值很多钱，而陈宫的人头很便宜。曹操就对陈宫说：我的头太贵，你的头又太便宜，真是抱歉！这段台词被很多人嘲笑，说这是三国时候说的话吗？但是，高希希导演觉得也非常无辜，现在是给年轻人看的，张口闭口说些文言文，这就不行！
现在，我就回到一个很原始的问题，如果真的有时间隧道把我们送回后汉到三国交界的时候。那时候人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像文言文里面说的那个样子，还是像老百姓说的？
很多人说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文言文，我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在庙堂上讲的可能是文言文，但知识分子和老婆说话的时候，可能就不是文言文了。大家就说了，汉代到三国的时候又没有录音笔，你怎么知道当时的口语是什么？记下来的那些正史的材料都是文言文！
这里有一些根据，主要是三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太平经》，这是一个早期的道教文献，是张角发动黄巾军起义的时候的精神凝结武器。它一度被列为东汉的禁书，这里面的汉语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大家都能看得懂。词汇量相当少，而且整个语法结构给人的感觉，就像宋元时候的普通白话，不比水浒传难多少，你真的不太需要现代汉语的翻译。你想，《太平经》起到了凝结黄巾军起义的作用，黄巾军都是一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参加的，所以这可能是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真实汉语。
另外一个材料就是乐府诗，很多小朋友都会背。乐府诗的很多诗句，我们现在不用翻译也能够懂，比如说“孔雀东南飞”，需要什么翻译。婆媳矛盾导致家庭悲剧，现在很多狗血偶像剧里面也会有。
第三个来源是汉代早期的佛经翻译。佛教在中国进行传播的时候，显然不能以佛经的原始形式来进行传播，这显然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要求是太高了。
金文京先生提到一个叫牟子的人，以问答形式写了一本佛教概论，叫《理惑论》（理是个动词，是梳理的意思，惑就是迷惑，就是帮你把那个各种各样的困惑全部梳理了）。
这本书和我提到的《太平经》一样，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就是假设大家都是小白，关于佛教的ABC，我来进行入门科普。
比如有人就问了：我现在有问题，据说佛祖有32个相， 80种好，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答：并不是很过分，因为孔子和老子也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相貌的，为什么佛祖不能这样呢？类似这样的一些回答，听上去都非常容易，那么毫无疑问，因为佛教当时面向的传播对象总体来说档次还比较低，所以当时佛经呈现的文本也不是特别深奥。
上面提到的这些材料，可以让我们看出：当时整个中国人的语言水平和汉语水平，总的来说，是和更往后民间汉语比较类似的，并没有那么不亲民。
比如我们现在说的，有一些表达方式“帅哥一枚”、“美女一枚”是复古。如果不这么说，你会说“一个帅哥”，这里面有两个地方和现代汉语不一样。
我们现代汉语不太说“枚”，我们更喜欢说“只”和“个”。而汉朝的时候喜欢说“枚”，那时候不说“只”和“个”，“枚”是通用量词。第二点不同，在于汉代喜欢把“枚”放在后面，比如“两张弓”，当时就说“弓二枚”。为什么这样说，道理非常简单，听上去押韵。
汉代人很追求形式艺术美，这是个热爱美的朝代，三国多少也继承了这样的特点。
我现在讲到了音乐性，这就特别有意思了。汉代是说唱的时代，从东汉到三国也受到了说唱的影响。现在我们挖出的很多画像砖里面，出现的有些奴婢吹的乐器，给人的感觉是要边唱边跳的，好像就是rap。
当然，我们现在要获得关于汉代的乐谱资料相当难，所以从汉代到三国，有一些很重要的的民俗，我们今天是不清楚的。
那么，这个汉代的民俗性，对三国的影响形成了另一个特点：幽默性。在三国时代，各种各样的笑话，就已经流行开了。
这就说明，三国这个时代，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进一步发展就到了魏晋。所以，我要反复强调，三国是上接汉朝，下接魏晋的一个了不起的时代！
我还想谈一谈，我看这本书以后，得到的一些新体会。这本书里面，谈到了一件日本人比较关注，而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没那么关注的文化事件，就是朱然墓的发掘。
朱然是何许人也？我们都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当关公被杀掉的时候，东吴那边的将领里面除了吕蒙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将领朱然。那么，在朱然的墓里面，挖出了很多东西，能够证明吴蜀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有很多蜀国的漆器竟然在吴国大将的墓里面出现了，这个吴国大将把蜀国的一等上将关羽弄死了，竟然没有妨碍蜀国和吴国继续做生意，这件事情绝对值得玩味啊！
当然了，我现在讲了那么多故事，好像都非常正能量，非常能体现不同地区的团结。我们也不能讳言，三国的主旋律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总是彼此对立的，但是即使在军事斗争的领域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文艺和军事斗争的相互影响。
建安七子里面，有一个文笔极好的人——陈琳。他曾经在袁绍的手下打工，在袁绍要和曹操开战之前，陈琳作为袁绍的文胆，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关于他，《三国演义》里面就有一个讲法：曹操头非常疼，但是拿到了陈琳的檄文以后，看到陈琳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一惊出了身汗，头倒不疼了，反而觉得陈琳是一个人才。
等到袁绍被曹操打败以后，陈琳就跳槽了，跑到曹操下面拿了份job（工作）。曹操说：那你就继续做文胆吧！
等到N年后，曹操要去打孙权，陈琳又写了一篇《檄吴将校部曲文》，是写给孙吴集团的各个将领看的。这个材料揭发了孙策集团在征服江东的过程中的很多黑历史。
当时曹操想：敌人要从内部堡垒攻破，孙策是个江北集团，它在攻伐南方的过程当中，和当地的土著氏族（比如陆氏氏族）发生了很多纠葛。所以，曹操就想发动孙吴内部的对孙权不满的土族起来造反，和整个曹操集团里应外合。这就是政治上的离心计。这个文章，实际上给我们研究早期东吴的发家史，提供了很多材料。
顺便说一句，陈琳也真是个人才，他帮着袁绍骂曹操，骂得头头是道，帮着曹操骂孙权，骂得也真是头头是道！这也体现了文艺的魅力。
现在，我们要从宏观的角度，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我们现在了解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陈寿写的《三国志》之间的区别，这对我们今天怎么样利用历史的大IP来构造今天的文艺作品，能够提供怎样的启发呢？我个人认为有三点启发：
第一条就是大事不虚。次要的人物能够做些修正，这是可以允许的。所谓大事不虚，就是很多重要的事情不能说倒了，比如说官渡之战明明是袁绍失败了，你说曹操失败了；或者说赤壁之战曹操明明失败了，你说曹操赢了，这种架空就太胡扯了！小事情可以做一些虚假的设计。所以，这里的尺度，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第二个就是时代感要足。这一点我个人认为，罗贯中做得还不是特别好，他更多是拿14世纪的观点看三国时代。今天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就要注意，从后汉到三国时代，有很多具体的文化和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在意识形态导向上要凸显正面性。这个正面性是很难凸显的，因为你不能修改历史。关羽死了，你把他说活了，那就没意思了。但是，你要体现那种悲壮感，诸葛亮五丈原吐血死了，没有成功，但是经过文人的妙笔生花，你仍然可以看到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正能量。
这也就是说，怎么样把已经失败的事情，说得有教益，让大家在道德上受感动，这是需要高超的本事的。没有本事的人就把历史给编造错了，就是明明失败了，说成功了，这可不行。尽管历史是不能够捏造的，但是你可以要从正面来看待三国。
有人从消极的角度上看三国，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说三国里面都是权力的游戏那套教人权谋，教人坏的东西。我觉得，这需要有个引导，不可否认它里面有一些教权谋，但它的核心想法是什么？
刘备是三国势力里面，最神奇的一股势力。别人要打天下都要靠亲族的实力，只有刘备不拼爹。你看曹丕拼爹，孙权拼爹，刘备的爹是谁，Who Cares（谁在乎）！他不靠亲族势力，赵云、张飞、关羽哪一个姓刘，而且在地域上他们都来自于天南海北。正如金文京先生所指出的，只有刘备一个人是在和自己的家乡很遥远的地方建国的。
这就是给今天北漂、沪漂的一个励志故事了。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要做政治上的功业了，我们只是做商业上的功业，你可以从刘备的身上得到很多的正能量。
所以，这样一个故事，你既能从消极的角度上看，但也是可以从正面的积极角度上来看。
《三国演义》都靠“诈”和“计”吗？刘关张之间的团结难道不重要吗？周瑜和孙权之间的团结难道不重要吗？对敌人有可能是使用诈计，但是对自己人靠的是忠诚。所以，当有些人在《三国》里面看到阴谋和诡计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忠诚、热血和信赖。
《三国志的世界》的解读，到现在就全部结束了，恭喜你听完了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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