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元／／活在＂他乡时代＂

黄桂元／／活在＂他乡时代＂

                         活在“他乡时代”

                          黄桂元

     人的意识中，有些事看似寻常，却越细想越困惑，越深究越无奈。比如“故乡”，说起来令人柔肠寸断，其境遇却日渐尴尬。古时候的中国人总喜欢诉说一种“故土难离”的情怀，唐代柳宗元在《钴鉧潭记》曾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表面描述“乐而忘忧”，却内含思乡之情。近现代中国人大抵依然如此，如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美国点滴》中所说的：“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而今一切已成过往，尽管于坚仍固执地认为，“除了故乡，世界的一切都是漂泊”，洒脱、务实的现代人也只是听听而已，一笑置之，不会有谁当真，他们会这样想象诗人,那通常是一些“矫情”的患者。

       这个世界最初的“他乡”史，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理大发现”而诞生的。移民国家，移民城市，移民社区，早已演变为一道道堪比神话的“他乡”时尚风景。美国是这个地球上的最大规模的“他乡”，其中大多数是白人，其次是拉美裔、非裔和亚裔，而“土著”印第安人只有不足百分之一。中国最大的“他乡”为深圳特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奇迹，这个昔日的南方小城如今已拥有常住和流动人口两千万，绝大多数都是外来者。

       全球化时代，其实也就是“他乡时代”，无数离乡人行色匆匆，大潮般涌向陌生却热闹的“异乡”。对乡土的自觉遗弃，对家园的主动疏远，在现代人看来就是“闯荡”，既然是“闯荡”，自会有一系列励志之词做依据，诸如天涯何处无芳草啦，大丈夫志在四方啦，英雄不问出处啦，都被赋予了全新意义。所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浪迹天涯，有家难回，天各一方……不再意味着一种人生境遇中难以言喻的凄凉、痛楚、伤婉、缺失和无奈，而一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词语，比如告老还乡、卸甲归田、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等等，正在成为模糊、远去的历史传说，即使没有被删除，也正在被记忆封存。

     “他乡时代”，由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的一些父母便有了自认为深谋远虑的举措，为儿女出国做坚强后盾，砸锅卖铁，倾囊资助，将温暖之家沦为冰冷空巢亦在所不惜。子辈在异域奋力拼争，有碍于颜面死撑到底的，有见识了西洋景乐不思蜀的，总之毫无归意，父母终于发现，自己给了子辈一片天空，却抽掉了他们曾立足过的一方土地，使得还乡变得永无可能。

        而在乡村，“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已成为乡间笑柄。农耕社会，之所以故土难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看法是，“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他们“搬不动土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地里”，这就形成了他们的固化的生存事实，“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但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的今日，迁移是基于发展的需要，定居则已不再是常态。

      最新数据表明，在当下中国，在“他乡”闯荡的农民工已接近两亿。在外打工的日子未必风光，但满足于蜗居老家，躬耕为生，无异于窝囊废，不仅家人轻蔑，朋友小瞧，就连媳妇都娶不上。于是走得越早，离得最远，越被高看。我常去的一家理发店，“小老板”兼理发师，三十出头，白皙，高挑，谦和，却是个来自吉林的农家孩子，我常常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意味。一次聊天，“小老板”谈到了自己的经历，在天津闯荡打拼了十多年，妻女都已落户，但他的户口还在乡下，我问他为什么，原来“小老板”名下有十几亩地，他这个年龄，是老家最后一批有自己土地的人，转户口就要放弃土地所有权，不如留着地，将来老了若混得不好，还可以回乡务农。我告诉他，最近国家有政策规定，农民进城落户不必退承包地，他哦了一声，并无激动之态。我问他，你能回到童年吗？“小老板”眼睛睁得很大，有些迷惑。我说，故乡就像每个人的童年，离开了就回不去了。他叹口气点头说，我一家三口都适应了天津生活，孩子更是天津生天津长，真回老家，日子不敢想。他提到最近一次回乡，处处冷清，过去学校总会有几百个学生，现在就剩下几十个，有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其实也呆不长，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孩子暂时交给老人，以后是要带走的。

      当离乡成为一种主动行为，乡愁也就无关痛痒。“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三毛生前远游过世界许多地方，还曾携大胡子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与当地土著相邻而居，她的流浪与“背井离乡”不可同日而语，却常常被升华出醉心的诗意。而对于另一些人，乡愁已被岁月冻结，比如木心，年少时离开故乡乌镇到上海学习美术，而后几经辗转远赴美国，暮年回乡心境已非，“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在古代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于是故乡也变成了“他乡”，他感叹自己是“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流浪与流亡，一字不同，味道则异。余光中对故乡的感情显得更为豁达，也仅仅流于“纸上还乡”的仪式，这位台湾散文大师年轻时适逢战乱，“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后来“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遂戏称自己有九条命就好了，其中一条留在台北老宅陪父亲和岳母，一条专门用来旅行。

      离乡大潮由此造就了一种悖论场景：出走的决绝与回归的无望。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模糊，但并不妨碍大家其乐融融地哼着“常回家看看”的曲子，在各自的“他乡”且歌且舞，以至于成为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所描述的那样，“普存的异乡人”已经成为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风景，我想补充的是，这个风景的背后，其实是人类亲手创建了堪称辉煌的物质王国的同时，正在与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渐行渐远。尽管我们及我们的后人，其“故乡”认同感正在悄然流失，或许注定会成为只有居所而无故乡的“异乡人”，却心有不甘，因为我们仍需故乡的维系和支撑，它或许不再具象为现实，却永远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栖息之魂。

             2016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