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向来爱读外国书籍，觉得外国文化多有条理、有逻辑，而觉得中国古典文化都是断断续续，难以理解，枯燥无味。但是来马里时，我并没有犹豫，在箱子里放了一本《论语》，这应该是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最低要求，书的价值也不该低于任何一本西方书籍。
想我《论语》是圣人思想和言语结晶，字字精金玉言，凡人能将其中两三句熟读成诵，每日“学而时习之”，就终生收益不尽了。抱着这样的心态，研究生毕业时，宿舍同学都把书卖掉扔掉，我果断将一本《论语》保留下来，让其幸免于难。
现在正值马里雨季，最多两天要下一次倾盆大雨，所以室外的工作都停止，相当清闲。想到《论语》语言这么深奥枯燥，所以只是在我把其他带来马里的书读遍后，才打开《论语》。原文第一句正是我们初中语文教材文言文第一句，与当初当作来课文学习，真是完全不同之心态。
那种“学而时习之”的经历，果然让人快乐的不得了，难怪要作为书的开端了，学习的乐趣不来自不停的读书，而来自不断的重习，不断的领悟，圣人之言啊。“人不知而不愠”这话，我真是后悔以前虽然知道其意思，但是现在才用心去感悟，要是早一点明白，那省了多少烦恼。
可是今天不是想说我读《论语》有多少收获，有多少快乐，而是对这个社会“怒其不幸，恨其不争”。我指的是我手头这本《论语》书，现在中国真是没懂国学的人了，而让这种人来编书，真是什么人都敢编书，而且编的还是《论语》。要是老老实实把原文放在上面，再加以朱子、程子等人的注解，那倒也无可挑剔。可是作者水平极低，偏偏要在书里加上自己的译文和札记，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了。通篇虚无缥缈的大道理不说，但是从头错到尾，底蕴不足而戾气十足，远不是《论语》的初衷了。今天且谈头四段。
上过初中一年级的人都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句的关键在于“习”字，“习”是复习、重习的意思。朱子说，“然德之所以成，亦日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尔。”“习之熟”正是指经常重习，从而熟练。程子则言简意赅：习，重习也。“传不习乎？”也是说老师传授的知识没有复习吗？所以“习”这个字的含义是没争议的。可是编者译文是“持之以恒的学习”，非但不准确，简直跟孔子想表达的意思背道而驰了。一个侧重于博学，一个侧重于精学，孔子这里想强调的明显是后者。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太简单了，真的想翻译错都难，偏偏作者要自作聪明，翻译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访，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感到快乐的呢？”我觉得作为译者的关键，在于能表达出作者的原意，不要刻意添加，也不要有所忽漏，不然就变成了译者的话，而不是圣人的话。“志同道合”这个词明显是刻意添加的，但是后面这句才是真正要被批判的。本来直接翻译成“不也很快乐吗？”就可以了，偏偏要翻译成“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感到快乐的呢？”。首先语气已经故意加强了太多，其次凭什么说没有比这更快乐的呢？前面一句“学而时习之”的快乐，难道就不如“有朋自远方来”快乐吗？原文本清新自然，译文却难自圆其说。果然世间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知。
第一段话第三句最需要用心去体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关键字是“知”，意思是理解、了解。译者把这句话翻译成“别人不理解自己，既不生气也不迁怒，这样坦荡雍容的胸襟又有谁能不敬其为君子呢？”译者则是又一次完全不能体会孔圣人初衷了，所谓“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孔子强调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就算别人不理解自己，那我也没什么好愤怒，没什么好抱怨，只要问心无愧，我仍算君子。但是译文又离谱了，既然别人都不理解你，怎么会是“又有谁能不敬其为君子呢？”，至少不理解你的人不会把你当君子吧！况且是不是君子取决于我的内心，又岂是需要别人来敬的？译者犯这样的错误，除了是他并不懂孔子意思，还是他自己修养不足。
限于篇幅，第一段后面译者写的札记就别去追究了，从译文已经知道，他对第一段这三句话要表达的意思都不甚了解。
第二段的译文犯了跟第一段相同的毛病，那就是译者始终不肯按着原文好好翻译，硬是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内容，孔圣人未必想表达这些意思，你何必强加给他呢？任何偏离原文的翻译都不会是好翻译。
除了译文，第二段还有让人更加无法忍受的札记：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我们且看原文最后一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又有“六本”之论，孝为义之本。朱子注解说：所谓孝悌，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注解说：为仁以孝悌为本。孔子、朱子、程子等原话都是孝悌是仁的根本，最多说是仁义的根本。可是译者札记变成了孝悌是做人的根本，直接把“仁”字换成了“人”字，这两个字在历史上应该都是截然不同的意思吧！有人评论网络上那些无知的话语，用“张口就来”表示，真是贴切啊！译者不知哪来的勇气，写道“做人的根本是什么？是孝，敬事父母、尊顺兄长、友爱兄弟。”当真张口就来，三两句话就把人限定死了，连孔子都没敢说做人的根本是什么，孔子都不曾做到的事，译者张口就做到了。这样基本注定了其札记第一段是何其无知。
同样无知的还有札记第二段，且看他怎么说：不孝之子，岂有忠诚爱国之心？孔子原文是说了孝悌的人不好犯上，不好作乱。爱国之心，是不是能与不好作乱等同？严格来说，不是。要说原因，只需对孔子稍有了解。孔子生于宋国，成于鲁国。年逾五十周游列国前后十四年，游历多达十个国家，各国人民，只要好学，都可以从圣人学习；各国之王，只要想精励图治，孔子都愿出谋划策，只为世人能安居乐业。孔子并无国界之分，只是反对作乱，反对战争，译者又何必强加爱国之说呢？孔子希望自己的思想能传播于世，又哪来国界限制？
第三段非常简单，“子曰：巧言令色，鲜以仁！”我觉得这句话“鲜”字很关键，因为这字体现了孔子性情温和、谦逊，正是圣人的作风。译者札记：“巧言者，必居心不正；令色者，必言不由衷。阿谀奉承者，必为奸佞阴险、居心叵测之徒。察言观色，揣度人心者，必然不能坚持正义，其行为，必然猥琐卑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然不能秉持公正，不能坚守原则。”我的天啊，译者真是厉害，竟然一口气用了六个“必”字，你是不是搞过统计？是不是把上述品性的人都调查完了？你有过巧言吗？你有过令色吗？你揣度过人心吗？你怎么能用这么多恶毒的词来说别人？孔子才敢说“鲜以仁”而已，也就是很少有仁义的意思，你怎么敢用六个“必然”啊？你至少要得比孔子博学精学一百倍，你才能有这勇气和底气吧？这就是前面说的，译者底蕴不足而戾气十足，完全与《论语》温和谦逊的性情背道而驰。
梁启超曾断言：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用科学的态度和思路去考察人性，解决形而上的问题，实不如我中华哲学家以人为本恰当。
西方也有人提出，21世纪世界需要依靠中国的《论语》来维持。但《论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尚且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今人不及孔子，更应谦虚谨慎，脚踏实地。世人皆知中国古典国学博大精深，只是真学者甚少，类似此书译者滥竽充数的倒是不可胜数，指望谁来传播中国文化呢？国人没有中国文化，何谈中华民族复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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