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云开
上篇文章我写了我把苏轼、王安石、司马光对比一下，发现历史欠苏轼一个公道我发现每个人的人性复杂无法深入挖掘，所以本篇专对司马光作一个全面的分析。
我前面说过，历史的荒谬之处，正是当时社会机制的荒谬之处。
很多人到了政治“大染缸”之中，就必然进入左右两个极端阵营，即保守派与激进派，很少有中间派（我称之为醒世者）的位置。
因此，只有利用现代诸如心理学等工具，深入分析历史人物，我们才能对历史为政者的功过有一个明晰的洞察，而不会被我们自身的情绪所左右，作出荒谬的评判以至冤了古人误了后人。
历史对司马光的评价
历来学界对司马光的评价分成两派，一派是肯定派，一派是反对派。
当然，这两派其实就是左右两派的拥护者为各自的信仰所作的视死如归般的捍卫。不管是哪个朝代，保守派都会无可避免地褒扬历史上的保守派，激进派（改革派）则大肆宣扬历史上激进派的高明主张。
所以，保守派认为司马光“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风节弥高，盖似孟子”。明代大学者方孝孺这样评价司马光：“儒者之泽，大行于民。伊、周以来，惟公一人”。
大意是说司马光人格魅力无以伦比，品德光耀千古，同时他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是值得后世尊重的圣贤。因此，我们对他曾经被列为与孔子、孟子并列的“儒家三圣”就不感到意外了。
激进派则坚定地认为司马光就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毫无政治能力，不谙“世事变化”的庸才，更有甚者称其为小人、伪君子，为了上位不择手段，上位之后开启了“以政治正确排除异己的党争”的先例。尤其是当下，网络上众人对司马光的评价几乎一面倒的认为其就是导致北宋沦为的罪魁祸首。
从上面两派的观点可以看出，这正是典型的“黑白论”，人们习惯于在黑与白之间做抉择，而完全忽略中间地带。
造成这一原因的因素，我认为就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基因狭隘”，这个“基因狭隘”促使人们评判别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可以说，人类的所有冲突、矛盾问题都受限于此。所以说，人类的文明前景取决于人们有没有勇气和决心克服这一障碍。
下面从发生在司马光身上的几件事来逐一分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那些带着极端态度对待司马光的言论是未经思考、缺乏客观意识的
司马光砸缸
对于司马光，可以说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小学语文课本上那副司马光砸缸的图画以及那个故事。从故事的思维逻辑来分析，我们实在难以置信司马光长大后会成为保守派的领袖。因为这个举动的潜意识行为是敢于打破樊笼，司马光在这一潜意识思维的驱使下，做出了大人也难以做出来的随机应变智慧。
此外，从司马光编写的《资质通鉴》（这本让毛主席看了二十几遍、爱不释手、被称为中国编年史第一部浩瀚的史书），我们可以洞察到司马光以史学的前车之鉴影响（或教育）帝王施行仁政、爱护百姓的远大抱负和崇高情怀。那么，从这一创举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是极具创新精神的。
所以，如果我们单纯的说司马光是一个纯粹的保守主义者是名不副实的，或者说欠缺客观判断的。
司马光勇于承担责任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他认为保护边界地区安宁最好的办法就是绝市和修建堡垒。因此，庞籍便按照司马光的提议，禁绝边民与西夏互市、大修堡垒。却不曾想，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
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并被解除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这时，司马光站出来承担此事，他连奏三状向皇帝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
庞籍知道后，便又上奏章为司马光开脱，使司马光避免了罪罚。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从司马光与庞籍的相交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仁义之人，如果他是一个小人，他不会作出如上举动。
因此，那些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司马光是一个小人、投机分子的言论，是有欠公允的，甚至可能是出于某种情绪化的论断。
司马光的思想价值
《资质通鉴》以论述周朝亡于分封之由起，阐述了为王之道在于“仁政”，而仁政的基础在于选举贤才，并以深恶痛绝的语气揭露小人为政的祸害。
可以说，司马光以主题明确的论述方式将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融入到国家治理的必备的道德主导之中。除了缺乏经济建设方面的思考，这一史学的创新，以无可挑剔的“主流意识”影响中国千年。
其实，对于生活在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我们有理由原谅司马光在经济方面的开拓思维。毕竟，在工业革命以前，任何所谓的经济改革其实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掏钱，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农耕时代任何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加税。
司马光曾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一观点，正是他爱民如子、痛恨横征暴敛的深切表现。
所以，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如果对司马光产生了某种痛恶的感觉，我们应该自省一下是否过于苛刻了。甚至，如果我们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去谩骂司马光，那就是太不地道了。
司马光首开以“政治正确排除异己”的恶习
我有理由相信，很多人对司马光的批判和厌恶，其实均来自其首开“以政治正确为目的排除异己”的作法。
这件事的始末我们无法获得直观具体的印象，但仍然可以从史料看出明朗的轮廓。大体情形是司马光在获得权利后，将激进派一杆子打死，清除殆尽，以毫不留情的手段毁了他的老朋友王安石多年的心血，不可谓不“稳准狠”。
其实这一个动作，恰好暴露了司马光作为保守者的身份假象，如果司马光但凡有一点保守主义者的“保守”特质，他就不能在短期之内做得如此干净利落，因为保守的内在特质会使他对自己的作为留有足够的余地。这一作为，正好与其在年少时“砸缸”的果断与勇决产生了呼应。
也就是说，促使他去做这件事的背后思维，还真不是因为对保守派有什么忠诚，或者眷恋他的保守派的荣誉什么的。
那么，司马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被哪些东西影响和制约？
如果我们需要不偏颇地讨论司马光，我们不得不面对“国家机制”这个事实。其实，多数情况下，正是这只无形的手，迫使这些为政者只能做“非白即黑”的选择，尽管有时候情所不愿。
因此，我们对于司马光个人的一切极端性的评判是毫无力量的，我们应该觉察的是司马光的悲哀性和悲剧性，以及造成这样结果的“背后阴影”，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着手于改善这个阴影的覆盖层面，而不是任由情绪的左右去否定、甚至谩骂一个具有公德的人。
事实上，理解司马光剿灭王安石派的不遗余力的作风很简单，就是其对于“仁政”的巨大使命感，换言之就是爱民太深，以至于忘记了界限，进入了爱之切的极端。就像一个父亲爱孩子一样，过渡溺爱必然导致孩子缺乏应对生活困境的磨砺，从而容易导致这个孩子的堕落。因为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使得他对于变革带来是民间疾苦及其敏感和厌恶，所以他在获得绝对权利之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将多年的变法措施全盘除尽。
如果真要找出司马光的过错，那就是其深陷儒家体系框框条条（或者说太过于尊崇），而无法获得更广阔的的认知，导致他错过立下一个拯救朝代的不朽之功，即成为“三不朽”人物的机会。当然，这主要是受限于人类普遍认知的局限。
可以说，北宋的灭亡不过是一种历史宿命，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也不一定能够挽救北宋。换句话说，即使王安石变法成功了又能怎么样？照样是封建制的皇家天下，照样是一人做主万人为奴的局面。这些与现代民主比起来，高下立判。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司马光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对一个站在平民这一边的人，我们实在不具备资格去评头论足。相反，我们应该省察我们的内心与行为，我们是否能够在这方面及得上司马光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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