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即儒家提出的一系列诗人们必须遵循的诗歌创作原则。其局限性在于：
①诗教必须有所依托。诗教是作为一种制度应运而生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诗教也就难以为继了，因为它失去了所依托的母体——雅乐系统。
②有时显得过于冷漠，压制了人的本性。《诗》有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儒家对诗文风格的要求。儒家最基本的人生准则是中庸，也就是做事适中，恰到好处，没有过与不及之处。但这也正是其不足之处，若是自己的亲人离世，难道亦不能把自己悲痛的情感肆意地表达出来，反而去追求所谓的“哀而不伤”吗？以“安乐”之声为雅正，就算有所“怨”，也当归于中和，用封建道德理性和历史理性压制、驯服个体生命和艺术自由，这对人的情感的抒发有很大的束缚。
③对君主不可直接批评，只能委婉规劝。诗教是伴随着封建伦理等级秩序而产生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孔子提出“兴观群怨”之说，其中的“怨”，是说君上有违于仁道，可以自下而上予以批评。汉儒的“美刺”说，也必须遵循宗法伦理中尊卑之别的规范。古人十分看重等级尊卑问题，如果君主有所过失，只能委婉规劝，不能直言君上的过失，也就是“谲谏”。“美刺”说也过于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并且用中和原则去约束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忽略主体情感，对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④言“情”的却多归于“志”。儒家论诗，往往总是有意识地用礼仪道德的条条框框去套，而不管原来要说明的意思，表达的什么情感。如：君子阳阳，左执簧，又招我由房。其乐只且！（《王风》）此处，人们只感受到一个“乐”字，那些所谓的“安贫自乐”（朱熹《诗集传》）的说法都是硬套礼义。诗经中绝大反映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者歌其情，忧者歌其心”。《诗》中其实言“情”更多，多抒发内心的情感，但儒家诗教往往把它们划到“诗言志”的名下。
⑤儒家虽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可真要作诗时，却必须“温柔敦厚”，把“诗三百”统统绑在礼仪道德的柱子上，再一一贴上“思无邪”的标签。而汉儒时，“邪”几乎等于“淫”，凡被他们认为是“邪”的诗，不管他们是否理解错误，都被斥为“淫诗”，甚至会破口大骂。这一现象，不利于诗歌内容丰富性的发展，也不能抒发诗人的真性情。
⑥诗教有时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社会下层角度看，儒家的礼乐文化对国计民生毫无价值；从统治者富国强兵的角度看，包括诗歌和音乐在内的“文”对于治理国家没有用处。如果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想着如何战胜对手了，还有谁有多余的心思去考虑“圣人之道”、“教，政之本”呢？
⑦把诗歌仅作为专门抒发个人情志为主的文体，后来甚至排斥叙事、议论等内容。这也是片面的，妨碍了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比如我们就没几部英雄史诗可以和西方的《荷马史诗》相媲美，儒家诗教把教化作用作为诗歌的本质，把诗歌的形式固定化了。
⑧过于追求诗歌的辞藻华丽、韵律和谐等，追求“赋比兴”。具体表现为：繁文缛节，含蓄、隐晦、迂回的表达方式，华丽无比的形式等，有种趋炎附势统治者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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