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争

熙宁党争，一方面为了要实现新政理想，一方面则为了要维护传统的安定，虽然双方争得剑拔弩张，“喜于敢为者，骂别人为流俗，乐于无视者，抵他人为乱常。”双方都不免意气用事，但其指归，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计，不为个人争权夺利。

而元祐朝士不同，党争的目的，只是职业官僚的排斥异己，政治上的夺权运动而已，所争者皆是细事，并无一定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击，纷纷叫嚣，尽是权势欺凌而已。

司马光谢世，后继之人无他的德望，朝士分裂为三个派系:

一是以司马门下为骨干的官僚集团，人称朔派；一是以洛学程子为主的洛派；一是籍属西南的朝士，人称蜀派。

三派之中，只有朔派才具“党派”规模，不但羽翼众多，而且大多数是搞政治的老手。而所谓“洛派”、“蜀派”，只是几个同乡朋友，三四个门生，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政团应有的条件。

朔派朝士，大多是职业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们冷静查见，蜀洛双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稳坐高山，等待虎斗，若非两败，必有一失，到那时，他们就收渔人之利。

对人对事非常天真的苏轼，期望读书求知，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会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难，救助时代的孤危，对于非常危险的眼前形势，毫无警惕之心，依然任性任情的议论时事，臧否人物，不留一点余地。

乍一看，以为苏轼祸患的根源是“多言”，他的不能忍耐，但该谨慎的地方，他已颇知谨慎了。

但他所处的现实政治，有极大压力，且随时会招来祸端。

苏轼特立独行，议论时不肯苟与人同，做事也我行我素，绝不迁就别人，在朝一向孤立，很少有政治上声应气求的朋友。真正往来熟密，互相关照的，只有几个门生而已。他对于现实政治的丑恶，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不结党营私，却总是被小人恶意中伤，甚至丢了性命。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苏轼也不例外。

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终于看完了上半部，心中万千感慨，却又不知如何化为文字。

这是我看得很慢很慢的一本书，不是不好，而是太好太喜欢，实在是读书时间太少太碎片化，便成了蜗牛般慢慢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