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总是令后来者心驰神往。
战国时代的有为之君齐宣王就曾经向儒家先哲孟子就教：“齐桓、晋文之事，可得而闻乎？”
到了三国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写下《述志令》的时候仍然这样感叹：“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侍周室也！”
虽然齐宣王和曹孟德不约而同地将齐桓公与晋文公创立的春秋霸业相提并论，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
作为晋国霸业的开创者，晋文公为继任者留下的这份政治遗产要雄厚得多。
在晋文公身后，晋国的霸业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也因此，21卷本的“春秋霸史”《国语》将几乎一半的篇幅——也就是9卷都留给了晋国。
相比于煌煌9卷的《晋语》来说，区区只有1卷的《齐语》就显得有点儿寒酸了。
这也难怪，齐国的霸权在齐桓公薨逝后迅速瓦解。虽然此后齐国仍不失为春秋大国，但它却再也没能登上霸主的宝座。
春秋形势图
都说“先下手为强”，可为什么率先开创了春秋霸业的齐国却将霸主的宝座拱手让与他人？齐国霸业不终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地缘政治学说大行其道的今天，齐国的霸业中绝经常被解释作地缘优势不够突出。
通俗地说，就是相对于后来长期争霸中原的晋、楚两国而言，背靠东海的齐国向边疆地区开疆拓土的空间比较小，而挺进中原又会受到鲁、宋等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的阻滞，所以在长期的竞争中，齐国逐渐落后于晋、楚。
齐国的地缘优势究竟如何？
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看《史记・高祖本纪》中的这段记载：田肯“说高祖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
在田肯的分析中，齐国的地理形势之优越仅次于秦国所处的关中，所以齐国号称“东秦”。也正是顾忌到这一点，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宁肯把项羽曾经占据的楚地封给韩信，也不愿意让他做齐王。
春秋形势图
那么，为什么齐国手里明明攥着一把好牌，却在春秋争霸的赌桌上落后于牌面不如自己的晋、楚呢？
齐国最终失势的首要原因是这个国家在经济形态上的特殊性导致了它向外开疆拓土的愿望不够强烈。
《管子・治国》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对于春秋时期的晋、楚以及战国时期的秦国来说，《管子》的上述国策基本概括了他们的崛起之路，那就是省下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的精力来全力发展农业，耕战合一，国富兵强。
因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因此扩张领土，用手中的利剑为锄犁寻找更大的空间，这是耕战立国的必然选择。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晋、楚、秦等春秋列强总是对领土扩张如此热衷了。
但对于齐国来说，它的富强却不是依靠土地和农业。
齐国疆域图
《汉书・地理志》说：“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滨处东海，土地盐卤，齐国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天条件就颇为不利。为了弥补土地产出的不足，齐国剑走偏锋地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成为了东方最富裕的国家。
到了齐桓公执政时期，管仲更是将工商致富的国策发挥到了极致：在齐国都划分的21个乡中单独列出6个工商之乡。其中的工商之民直属于齐桓公，设立专官进行督导。不服兵役，世守其业，通过技术的世代相传使其日益专精。同时为了方便贸易，齐国还制造金币，用以调控米粟和工商物品的价格。
因此，司马迁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区区之国，幅员不广，但却手握巨富，财倾天下。
手里有钱，齐国就更有余力发展文化事业，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和面朝黄土，质朴善战的秦、晋相比，齐人的面貌总是精致而潇洒的：“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从对外扩张的角度来说，齐国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甚至问鼎中原，控制、削弱甚至兼并鲁国乃是第一要务。
春秋形势图
把鲁国牢牢地攥在手里，不但能够整合中国版图上文化软实力最强的版块，更重要的是可以打通齐国通往中原的道路。而一旦鲁国倒向别的强国比如晋国，那么它就会成为制约齐国前出中原的一道锁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的鞍邑之战。
晋国大夫郄克率领的联军将攻鲁的齐军一举击溃，经此一战，齐国遂放弃了与晋国争霸的努力，齐顷公甚至亲往晋国朝觐，欲尊晋景公为王。
可是对于鲁国这个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支点，齐桓公又做何处置呢？
周僖王元年（前681年）冬，凭借三战全胜的威势，齐桓公迫使鲁庄公献出遂邑并与齐国在柯举行会盟。
但是就在会盟之上，鲁国将军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逼迫他做出承诺，归还侵吞鲁国的领土。
面对着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司马迁记载说：“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刧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齐桓公
为了在诸侯面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齐桓公最终决定将已经到手的鲁国领土退还回去。
无独有偶，周惠王十四年（前663年），为了援救燕国，抵抗山戎的侵略，齐桓公亲率大军援燕。可是这一仗劳师远征，齐国不但没有收获尺寸之地，反而将原本属于齐国的五十里领土割让给了燕国。
在晋、楚、秦等大国尚未崛起之时，齐国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积极扩张，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土地与国力之间相对松散的经济联系却让齐国忽视了开疆拓土的重要性，错失了最好的战略机遇。
齐国霸业不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比于后来称霸的晋、楚等大国，齐国建立霸权的方式与他们完全不同。
在齐桓公之后出现的春秋霸主几乎无一例外的依靠军事手段确立霸权：晋文公称霸中原，是因为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楚庄王称霸中原，是因为在邲之战中击败了晋国；吴国取代楚国称霸南方，是因为在柏举之战中攻陷郢都；越国取代吴国争霸，是因为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
可是在齐桓公的时代，面对着当时最强的战略竞争对手楚国，齐国的做法仅仅是以军事威慑为后盾，逼迫它签订召陵之盟，承认齐国对中原诸侯的领导权。
对楚国的硬实力，齐国没有做到任何的杀伤和削弱。以至于楚国虽然暂时停止了北进中原的步伐，但转头又将淮泗流域的一众小国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作为齐国霸事的总设计师，齐相管仲建立霸业的手段主要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因此孔子才会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不以兵车”意味着齐国的霸权是建立在政治和外交的软实力基础上的，而非建立在军事的硬实力基础上。
管仲的政治理想应该是让齐国协助日渐式微的周天子号令天下，维持西周旧有的封建格局，就像长子协助年迈的父亲理家一样（所谓“伯”，原意就是长子）。所以将周公创制的西周政治视为理想模板的孔子才会称赞管仲“如其仁！”
然而，当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封建旧格局不断遭到破坏以致趋于瓦解的时候，军事手段在争霸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这时齐国从前的那套争霸策略就落伍了。于是乎，在给世人留下一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背影之后，齐国慢慢地滑向了暗淡庸碌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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