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与人说到讲学，又牵连说起古代民间的讲学来。古人讲学的形式可谓是灵活多变，不像现在多在教室，一个固定的场合，老师对着一大群人说话。有时老师带着弟子们徜徉于山水之间，彼此聊聊天，可能就解决了疑惑。像《论语》中的弟子侍坐，夫子让他们各言其志，还有音乐相伴。现在以明代虞城杨东明组织的兴学会为例，谈谈明代民间学者怎么在书院这类的固定活动场所讲学的。
杨东明是河南省虞城县人，字启昧，号晋庵，别号惜阴居士。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明天启四年（1624），活了七十八岁。他六岁开始读书，十八岁中秀才，三十岁中举人，三十三岁举进士（万历八年庚辰科录）。历官中舍人、太常少卿、礼部给事中、刑部右给事中。后因弹劾沈思孝等触怒了皇帝，被贬为陕西布政司照磨。晚年，皇帝又召他到刑部任职，官至刑部右侍郎。卒后四年崇祯皇帝追赠他为“刑部尚书”。这是他的生平大概。他不单为官清正，家居时期，还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像施粥、施衣、筑堤抗洪、成立类似今天“壹基金”的组织，做了不少善举。他有一本《山居功课》的书，除了讲了这些活动外，还记载了他怎么成立兴学会，组织讲学。山居的意思是不当官，在野了。那时这样的退休或辞职、免职干部，基本上都养望林下，喝喝酒，游游山，作作诗，过得很潇洒悠闲。杨东明不这样，他认为即使不在官位，作为君子，还是可以有不少事情可做的，还是要担起社会责任来。他把做的这些事情当成自己的“功课”。杨东明是当时著名理学大家，讲学是他热心的一项活动。晚明时期结社集会蔚然风行，是一股风潮，一个偏僻的县，也往往有士子们结社。万历丙申年（1596），他创立会约，为虞城讲学办会的开始。
他和虞城当地士人创立兴学会，他首先确定了八项学问要义，以为讲求学问的原则，用他的话说是：首择术以审向往，次立志以期成功，次知性以示归宿，次虚心以戒满假，次取友以广丽泽，次真修以惩伪学，次脱俗以澡雪洗染，次有恒以时保前功。择术、立志、知性、虚心、取友、真修、脱俗、有恒，每项都有一篇文章，申说其意义。
会约规定了讲学的日期，每月三次，初九、十九、二十九日举行。要求会众，也就是会员，不得无故不到。具体时间则是午时赴会，酉时散会。按时到会，过时不候。在纪律方面也很具体明确，会众到会所后，先到签名处签名。签名的目的是考核勤惰，看是不是精进。会员签名后到固定座位入座，后到者入班对揖。先到的不得出位相迎，不得交头接耳，漫谈私聊。会中如果有急事需要提前离开，座中说明，向先师孔子像案前作揖，再回班一揖离开，其他人不送。
大家到齐后，讲学开始。先要拜先师、宣圣训：会所悬挂先师孔子神像，设立书案，放置四书五经以及各种语录。赞者二人，即典礼中宣唱仪节的司仪，引导大家至案前，行四拜礼。然后恭立，赞者唱：“宣圣训于是。”年长的一人在像前侧立，朗诵经书中一段警切之言。在最前面的班首，相当于班长，肃然相应道：“敢不奉先师之训！”然后众人再一揖后归位。
归位后也不马上讲学，还要静坐一会儿。所谓的“敛容默坐，定气澄心。”每个人此时反照自心游于何处，以约束到身。把心收一收。坐得时间差不多了，心定住了，下面开始歌诗。赞者起，唱：“鸣歌钟”。司钟的鸣钟五声。赞者曰：“歌诗。”众人齐声歌诗一首，以钟磬相伴。稍停后，赞者曰：“再歌。”以前样再歌一次。歌诗，不是现在的读，也不是朗诵，是唱颂。不仅是杨东明的兴学会歌诗，其他组织讲学时歌诗基本上都是必备的。歌诗的作用非常好，这个我们讲学可以借鉴。
歌诗后要讲书了。赞者唱：“鸣讲鼓。”司鼓的击鼓五声。赞者唱：“供书案。”书案放置好，赞者唱：“讲书。”然后司讲人到书案前，讲经书一章。讲后复位。赞者唱：“读语录。”司读的到案前读前辈语录一篇，然后归位。
他们的讲学，也不是随便讲的。有内容的要求，必须是经书。不像现在自由讲学，是以讲学者自己为中心选择内容。他们是以经书为中心，当然以经书为中心，也体现个人的理解，表达个人的观点，但这种形式的不同表现着态度的不同。我看好多搞所谓传统文化讲学的，活动也不少，但好多是脱离经书的，自由发挥，胡乱发挥，胡侃海聊大杂烩一锅。内容之外，还有程序的要求，每次讲书前，选定五人事先写好的讲义，提前四日送到会长处，由会长审定择用一份，对内容不妥当的会长可以斧正。提前二日送司讲人，作为预览。
至于讲书后读的语录内容，由司读人自己选定，可以摘录，可以编辑，一般也应该相应着每次讲书的内容。
讲后进入讨论阶段。就所讲的有关内容展开议论。讨论时间长了，情绪热烈，天机发动，这时可能有人想表达发散一下，如果提出歌诗或击鼓、鸣琴的要求，可以答应。
这样的集体活动，注意两个极端。如果太严肃了，气氛紧张，契机不畅，效果也不好。如果太活泼了，又容易流入随便，没有肃穆的氛围，敬意就少了，也不行。所以要掌握好这个分寸，严、和分寸要掌握好。“和敬兼行”才好。
对参加活动的会众，还有积极参与的要求。不像现在讲学，好多人听完就走了，因为不在组织，随便来的，也就随便去。杨东明的会约不行，如果不发言，不议论，那就无从知道其人修为如何，也失去了参加的意义。你既然参加组织了，就不能太随便，太自由了。要求自会长以下，除了每次司讲人，在每次活动后都要“立言一条”，也就是写感想，可以“或记所可疑”，有什么疑问，“或证所已信”，有什么心得体会，总结一下。每人把自己所写的交给会长。会长带回去认真批阅，下次活动时发给大家，有点像自由作文。对于会长的评语，有不同看法，可以辩论批驳。
每次活动，都安排记录的，将好的观点、言论记下来，汇集成书。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会语”，就是专门记录的。
赞者、司读、司钟、司鼓、记录等人员，事前确定，提前来到，准备相关事宜。
如果在会所吃饭，每次费用由十人分担，每人捐银三分给包办人。会众们轮流着来。本次这十个人，下次另十个人。饭也很简单，胡饼，就是烧饼百十枚，鲜果二盘，大家取用。
这样的讲学，有几个特点：首先有很强的仪式感。体现在开场阶段，把气氛营造出来，将人心收拢起来。其次是讲学的内容依止于经书，不是跑野马，讲书人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这些年来讲学，也是坚持讲经典，依据于经典，将一部经典学深学透，强过读多少闲书。现在传统文化热，号称有兴趣学习的不少，有时他们来，一聊，原来喜欢《弟子规》，参加过多次带小学生给父母洗脚的活动。说到经典，对不起，了解不了多少。真心学，用心学，持之以恒地学，只是当知识来学，已经非常难得。四年前开讲《论语》，开始多少人？后来越来越少，只剩下不多的人，他们自始至终都坚持下来。当然，退出的原因各不相同，也不强求，本来这个事情就是自由的。有人说自己多么喜欢传统文化，可放着经典不学，这就有点说不过去。还有的，喜欢传统文化的诗词书画，认为这就是文化。有个名家，说什么书法是核心的核心，简直是无知。我们看古人讲学，不会讲什么诗词书画，在他们眼里，这是不入流的东西，因为志不在此。我们今天不同意这个观点。诗词书画是艺术，陶冶情操，写字画画卖钱，也可以作为职业，不错嘛。古人，那些读书人，他们不这么认为，这是时代差别。他们中的一些人，当然也喜欢这些东西，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上还是限定在自我怡情的范围，市场化当然有，绝不像现在这样厉害，无底线。马一浮缺钱了，唐伯虎缺钱了，可以去卖字，我们不能想象颜回会去卖字。前人说有明一代，文治武功说不上多么优秀，但讲学却是没法比的。那些人讲学，有志向，有气魄，思想又解放，方式又灵活，确实后人比不了。清代学术有成绩，但那些成绩主要是知识上的成绩，思想上不行，他们脑子的功夫厉害，心灵的功夫差了。李二曲在关中书院，每天将自己的身心对照着经书检点，今天这样的立志谁还有？当知识学都不好坚持，当信仰学，难之又难啊。我曾设想搞个“一经一艺”的学习，即一部经典，一种技艺，比如，经可以选《论语》，艺可以是书法，扎扎实实地学，认认真真地学，必有所得。从零基础开始，只要有志，也可以“变化气质”。再次，他们讲学是自由的。可以有不同看法，可以辩论，可以反驳。当场提问，需要当场回答，也真是需要学问功夫。自由之外，会员间、朋友们还要忠告望善，这在今天也是做不到。老师讲完了，你说不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很考量讲书人的雅量。现在的人多容不得别人说不是，说不是的人也多有不是诚心望善的。还有个特点，歌诗、击鼓、鸣琴，这是“游于艺”，兴观群怨，乐以致和，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最后选取几段“会语”，我们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但可以感受体会一下当年的气象。
如关于《大学》的：
有友问曰：“何以为明德？”曰：“天有明命，赋于人为明德，人之本性也。《注》训“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则心也，而非性也。”
周生咨询曰：“明德必须新民。明德不新民，入于二氏之学矣。”余（杨东明）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德合物我，以成其德，故明合物我，以成其明，非有意于兼成也。”
问曰：“明德尚非至善乎？何以又曰止至善？”曰：“明德即至善也，第恐明明德者未至耳。且止至善云者，非徒造极之意也。一止于善，则根性宗以挥事业，而一切偏曲学问、权术事功，皆不入上，此《大学》提宗立教之本旨也。”
问：“止何在乎？若之何而能知也？”曰：“野马奔驰，风萍飘荡，人生东奔西走，了无止宿，何以异此？故贵知止也。然今之言止者，佥云至善而已。然至善不在《大学》之书，亦不在大人之身，无分古今，不论贤愚，无不浑然全具，即所谓人之本性也，特患不知耳。知得次止，则如行之有家，射之有的，终身趋向始有归着。不然茫茫荡荡，究竟无所下落，便至落棺，犹然为模糊之鬼也，真可哀哉！然止虽在我，而世之能知止者，旷世不一见焉，则惟其学问不明而讲习讨论之功疏耳。吾侪尚珍重于兹会焉。”
关于《中庸》的：
问：“修道之谓教，道率于性，安用修为？”曰：“太极本然之体，诚不用修，第赋而为气质，自有偏驳之弊，凡《诗》、《书》所称三物、四术、五典、六艺之类，皆所以严其防而导之中也。”“然则生知安行非与？”曰：“修道之教，圣人为人立的也。虽然，圣人自有密切修持处，故曰德之不修，是吾忧也。”
关于《论语》的：
问：“颜子如愚，果于圣人之道一无疑问乎？”曰：“人徒知颜子于圣道心无违疑、口无问难，有似愚人，不知千古学脉不外如愚二字。盖善为道者，须从里面含蓄，而炫口耳、养声色，薄积骤发，皆浅之乎于道者也。颜子潜心仲尼，直从无声无臭处酝酿。犯而不校，非徒量足有容，亦其翕聚处不肯少动耳，此所以为如愚也。夫子之默识，文王之穆穆，“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皆是此等机缄。善学者从事于斯，方是大而化之、圣不可知的路头。有深造之志者，幸勿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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