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书 」 第08期
《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导语：激变的中国
《周易·乾·文言》有云：“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万物睹。”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回望过去30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曾像中国一样经历如此震撼的激变，这头盘卧东方的古老巨龙已经苏醒过来，势必将在国际博弈的风云中搅动乾坤。
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遭遇了强大的对手——美国；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步入了深水区，转型期的阵痛与增速放缓的恐慌如影随形。于内于外，我们都需要重新冷静下来审视自己；对于未来者而言，我们正在书写一部伟大的历史，一部包罗万象、无与伦比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我们身处的未来30年，必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章。
何帆同罗振宇许下了一个30年的诺言：从2018年起的往后30年间，每年写一本中国经济的年度观察报告，今天为大家读到的这本就是该系列报告的开篇之作。罗振宇本人也曾做出承诺，要在20年间连续开20场跨年演讲，直到他61岁为止。
一年前的2018-2019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主题即是“小趋势”，这个词最早被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专家马克 · 佩恩提出，指占美国 1% 人口的群体出现的变化——这一群数量相对较少的人，却能够产生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影响力。罗振宇则把这个词归结为：影响趋势的趋势，带来改变的改变。
▲ 2018年12月31日，深圳春茧体育馆坐着7000多位听众，得到 APP 创始人罗振宇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第 4 届也是倒数第 17 届“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在最后一部分中，罗振宇提出应对“小趋势”的最高原则：“长期主义是微弱信号的放大器。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超级确定性，来对冲外界的不确定。”
中国在过去30年间经历的迅速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说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们见证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校长”王思聪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乐视创始人贾跃亭负债32亿美元、风雨飘摇的“四大车企”内部风险调查曝光、暴风影音创始人冯鑫被批捕、滴滴和京东先后宣布长期裁员计划……似乎再没什么是令人安心的了。
何帆在本书前言部分提到，2018年的年度主题词是“冲击与反转”。现在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成功延续到了2019年，甚至将一直延续下去；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同样也意味着机遇，何帆和罗振宇都选择了用个人的长期主义来对冲外界的不确定性。
长期主义决定了我们要寻找的关键点是慢变量而不是快变量，我们要看到的是洋流而不是风口，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慢变量主要有三种：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今天它们仍然在前行着。
发展初期，我们往往强调把握大势、跟随潮流，因为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有且只有一个目标：经济增长，沸腾的经济增长。但是当社会发展步入稳定阶段以后，就像相对发达的西方社会，反而会出现进一步分化。目标开始分散，小众成为主流，影响未来的将是一波又一波的小趋势。
▲ 2019年11月，英礴（Improbable）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赫尔曼·纳鲁（HermanNarula）受邀在TED平台发表了题为《电子游戏的变革性力量》的演讲。他宣称，未来五年给人类带来最大影响的科技产品将是电子游戏。
中国社会对于电子游戏的误解和偏见一直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百度搜索引擎推荐的关于“电子游戏”的高频搜索词条中，“电子游戏的危害”仍然高居首位。不过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身边接触电子游戏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对于互联网这一大趋势而言，网络游戏仅仅是互联网应用的一种方式；就像对于更宏观的产业革命而言，互联网也不过是大背景下的一种小趋势。但是经过长足发展的电子游戏行业，正在成长为我们所陌生的庞然大物：全世界有26亿人在玩电子游戏，这个数字已经占到了人口总数的1/3，通过游戏达成的规模空前、跨越国别的链接是历史性创举；游戏运营的背后更是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从企业的存在、员工的就业到用户的消费；VR、AR技术的应用使得虚拟与现实的边界逐渐模糊……我们看到《三体》中的三体人通过游戏与人类实现对话，我们看到《头号玩家》中末日荒土全民网游的场景——现在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一被我们刻意忽视的小趋势，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存在。
从一开始，何帆就为读者们指明了他窥见真相的方法：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时隔一年，让我们顺着何帆的脚步，重新审视2018年总结的这些变量，重新发现小趋势的力量。
第一章的开头部分，何帆向读者们多次强调，试用“大树模式”来叙述我们身处的历史。
这种由全局视野落到细枝末节的观察方式，不同于以往历史叙述的“长河模式”，原因在于我们将看到的是当下的历史，甚至是将来的历史。
当今世界，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应当被赋予“历史感”，我们的命运与人类整体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的一举一动也正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历史。
▲ 当地时间1月15日上午，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都会承认，至少在未来的30年内，中美关系会是牵动全球政治的重大问题。这场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使得整个世界的神经高度紧张，两位剑拔弩张的巨人一旦分出胜负，不论倒下的是哪一方，世界经济都将面临重创。
依照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承诺购买4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将于今年年底进行的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似乎也将成为特朗普赢得大选的重要筹码。中美双方由此暂时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我们心知肚明：中美之间的摩擦远未结束。
法国学者阿里·拉伊迪在《隐秘战争》一书中提出：法律已成为美国发动经济战的一个隐秘武器。“9.11”事件之后，美国当局通过了一系列标榜可应用于全世界的法律，并升级了一些旧的反恐、打击犯罪、反商业腐败的法律。欧洲企业首先遭受美国司法部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重拳打击，被要挟不得与古巴、利比亚、朝鲜、伊朗等国进行贸易。华为的遭遇让中国人意识到：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战略敌人，这记拳头也已经砸在了我们的脸上。
▲ 当地时间1月20日至24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数码广告牌轮番播放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巨型广告，广告内容是呼吁民众弹劾他下台。2019年9月24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起因是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特朗普7月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
不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裁定是否合法有效，至少特朗普的确是通过民意选举上台的。不少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对选举结果感到意外，宣称特朗普当选是民粹主义抬头的标志。民意是反复无常的，也是最容易被人左右的，临近2020年大选之际，傲慢的特朗普又陷入“弹劾骗局”成为被唾弃的对象。
大国博弈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慢变量，现在这个慢变量中出现了民粹主义这样的新变化，要理解这种新变化，我们必须首先理解美国人的疲惫。
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家致富，国民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几次金融危机是冲不垮这个实力雄厚的超级霸权国家的。但是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群想“下车”的人，刚刚“上车”的中国人会对这样的心理感到困惑，我们的经济才经历过高速增长期，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者本杰明·弗里德曼说“经济增长会影响国民性格”，今天的中国比任何国家更乐观自信、更积极上进，也更加包容开放。我们的年轻人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我们的政府也愿意接受各种新技术应用于提高民生质量，甚至把科技创新作为提升政绩的重点工程。西方则不同，欧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步入稳定期，人们已经开始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要求放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脚步。
▲ 2020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CES）日前落下帷幕。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起点，这场全球科技盛会无疑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消费电子领域的“风向标”。此次展会中，人工智能的新应用成最大看点，而“中国智造”则表现得尤为抢眼，为展商们带来机器人、AI芯片、翻译机、智能美妆仪、智能语音太阳镜等众多新产品。
当美国大学的专家们还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会涉及公众隐私等问题时，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探索各种各样的技术应用新方式。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能力或许是不如美国的，但是中国的打法胜在高科技的应用，即科技创新的另外一种形式。这也解释了，美国人为何对5G技术的诞生感到错愕和焦虑，如果中国人真的掌握了核心技术以及技术应用两大法宝，未来的美国还会有多少话语权呢？
人工智能革命的冲击力将不亚于工业革命，这次中国站在了新的浪潮前端，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浪潮是有起有伏的。中国很可能会是第一个遭遇人工智能社会风险的国家，不过只要能扛过“人工智能之谷”，我们将迎来一个撼动人类历史的新未来。
2018年4月，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和妨碍司法调查为由实施新一轮制裁，宣布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 中兴与华为同发家于深圳，后来将战略重心转向海外市场，据称中兴智能终端（手机）发货量位居美国前四位。但是中兴的核心产品——从手机到基站、从交换机到路由器，对美国芯片依赖程度达到90%以上。正因如此，中兴才全然受制于美国而动弹不得。
中兴事件无疑戳中了中国企业的痛处。在我们为中国企业领跑5G时代喝彩、自信满满地追求“中国智造2025”的同时，特朗普在这个关键时间点用出人意料的方式给中国人泼了冷水，核心技术永远是最强有力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像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传统上并不鼓励颠覆式创新——即那种“从0到1 ”的开创性创新，而是热衷于从事“ 从1到N ”的工程性创新。此类创新不用冒太大风险，又可追求商业上的成功，那么中国到底应该集中力量补齐“核心技术”还是应该扬己所长发展“应用技术”呢？何帆的回答是：在创业阶段，比技术研发更重要的是寻找应用场景。
中国历史教会我们，不论何时遇到何种困难，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总能够获胜。中国的人口体量至今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必须发挥“人”的力量。
▲ 2017年6月2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于次日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复兴号”CR400系列动车组的成功研制和投入运用，对于中国全面系统掌握高铁核心技术、加快高铁“走出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截至2018年，中国高铁运营时速最高达到486.1公里，在世界铁路运营速度中排名第一；就全球市场占有率而言，中国中车集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完备的商业运营体系，坐拥世界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中国有个引以为傲的别称：基建狂魔。何以基建狂魔？让我们用数据说话。
2005-2018年，中国高速公路新增9万多公里，通车总里程达14.3万公里（这个数字甚至还在增长），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里程以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中国“八纵八横”高铁规划展望到2025年中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7.5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3.8万公里左右；根据国际钢铁协会（WSA）和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8年度中国粗钢产量增加6.6%，产量为9.283亿吨，占到全球产量的1/2以上，再居世界第一；中国水泥行业经历供给侧改革，产量逐渐收缩，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2019年全国水泥产量为233035.7万吨，同比增长6.1%，依然占据了世界产量的1/2；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建成或在建的最高桥梁排名前20位中，外国桥梁只占5座，中国则雄踞15座。
如此体量的“超级工程”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而不是疆土更加辽阔的俄罗斯，或是科技更加发达的美利坚？答案是中国手握着两大独特优势：“工程师红利”和“市场红利”。
▲ 以港珠澳大桥营建为主题的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于2019年5月1日全国公映，图为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总工程师林鸣。港珠澳大桥于2018年10月24日上午9时开通运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广东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口伶仃洋海域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南环段；是当前世界长度最长的跨海大桥（48.3千米），此前的纪录保持者是同样来自中国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得中国政府具备可怕的执行能力。正如在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一位印度教师提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人很擅长去完成一件事。
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大学高校扩招，中国培养了大批理工科人才，至少在数量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肩。正是无数个像林鸣这样的工程师和勤劳质朴的技术工人，在用他们的双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超级庞大的工程源于超级庞大的需求，中国的人口规模就意味着一个让全世界企业都眼红的超级庞大市场，不难想见未来步入老龄化的中国，会有多么庞大的老年产品市场。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重视技术应用了。技术应用路径的创新也是一种科技创新，有时甚至比基础技术创新来得更直接有效。我们或许不会是第一个发明无人机的，但是我们会是第一个把无人机运用于新疆棉花种植业的——在一切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追求科技成果转化的脚步迈得越来越快，“市场红利”提供了需求，“工程师红利”包容了试错成本，创造性的技术应用才是中国的打法。
▲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全境肆虐，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感染病学家李兰娟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6月3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独立于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设立彰显了中国政府对于技术应用、工程性创新的高度重视。
何帆告诉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战略应当是这样一种“群众路线”：整合了“工程师红利”和“市场红利”，专注于应用技术的快速应用，再从应用技术反作用于核心技术，用强大的市场力量诱使核心技术与自己一起演进。
从华为独立研发5G技术起，我们可以判断中国已经到了将前期应用技术积累的利润投入到新一轮的核心技术研发的新阶段。不久，中国将领跑世界。
21世纪以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席卷各行各业。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互联网带给我们的影响有多深，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有多少传统行业没能抵挡住冲击而永远落没，又有多少原本行将就木的行业因互联网的加入而重获新生。
▲ “没有一个女生能空手走出李佳琦的直播间”，这是粉丝对“口红一哥”李佳琦的戏称，他曾在5分钟卖出1.5万支口红，还在一场直播中试了380支口红，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2019年10月21日零点，双11预购开启第一天，李佳琦直播间内推荐的某款口红单品预定已超20万件，按其预售价170元来看，价值超3400万元。这还仅仅是李佳琦当日在直播间里推荐的近40种产品之一。
引凤凰网财经数据，“带货机器”李佳琦2019年个人销售额超过2亿元，此前火遍全球的“中国风代言人”李子柒也豪取1.6亿元业绩；A股市场有近60%的企业盈利能力竟不敌其中任何一位。
相比势头正劲的电商行业，作为传统工业代表的汽车行业在2019年的表现却相当惨淡。2019 年度全球新车总销售量约为9,030万辆，下滑超过4个百分点；国内方面，就1月1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汽车累计产销量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滑7.5%和8.2%，其中新能源汽车受补贴政策退坡影响，产销分别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可谓比往年更加艰难。
有不少互联网企业以新能源汽车作为突破口，尝试杀入汽车工业，但是结局往往是与传统的汽车企业握手言和：蔚来汽车与江淮汽车合作、小鹏汽车与海马汽车合作。为什么当所向披靡的互联网企业遭遇了笨重迟钝的汽车工业时，以往的优势悉数失灵？
汽车行业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发展了上百年时间。在这样一个成熟的产业体系壁垒面前，互联网军队显得无能为力，我们也看到了传统产业在近些年被严重低估了：老兵不死，他们只是等待着机会，随时准备绝地反击。
▲ 《连线》（Wired）杂志创始主编、首届黑客大会发起人、著名科学预言作品《失控》作者凯文·凯利在他的演讲“未来的12个趋势”中提出：“全世界都处于同一个经济脉搏，企业不可能永远增长。但是城市不一样，城市永远在增长。”
说起海尔，多数人仍然会认为它是个造家电的大企业。可实际上，已经没人说得清今天的海尔究竟是什么。
为打开海外市场，海尔着手制造用于存放酒类的酒柜，结果取得了成功并把生产线复制到国内。酒柜的销量不错，但是销售人员从客户口中得知希望普及酒类品鉴知识的新需求，于是项目负责人小张带领团队开发了一款“酒知道”APP来满足客户，并在之后生产的酒柜上搭载了这款应用程序。
这似乎已经脱离了家电行业的业务范围，但仔细想来却又并不是完全无干。像“酒知道”这样的微小项目，海尔手里孵化着上百个，如此看来，海尔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了——用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的话来说，海尔选择的是从一个封闭的科层制组织转型为一个开放的创业平台，从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变为万千物种自演进的生态系统。
海尔的“去中心化”已近完成。
▲ 2019年9月10日是中国第35个教师节，是马云的55岁生日，也是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这天，马云兑现了一年前的承诺，正式宣布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职位。当晚阿里巴巴集团年会现场，马云发表了他的卸任演讲，他在开篇打趣说：“其实在下面看的时候就发现，阿里这个公司很厉害，可能全世界很少这么一家公司的文艺演出搞得那么专业，很多人以为我们是专业搞文艺演出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相比于海尔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巨头，我们对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巨无霸显然更熟悉一些。互联网企业从发家起就很注重生态营建，如果有机会造访阿里巴巴的西溪园区，你会发现办公大楼里在干什么的都有，他们甚至没有交叉的业务。无数个企业在为自己的生存奔波，他们分属于截然不同的行业，但他们都属于阿里巴巴。
这就是生态，生态包罗万象，因而得以永恒。作为一个企业的阿里巴巴或许会如它的创始人预言那样“活102年”后死去，但是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阿里巴巴却能够像一座伟大的城市一样永存。
▲ 2018年11月，凭借在纽约时装周的抢眼表现强势回归的国民运动品牌“中国李宁”官宣与国产经典高端汽车品牌红旗汽车联名系列限量款时装，引爆整个潮流界。作为红旗品牌60周年的纪念款，同年12月，中国李宁将该系列服装作为非卖品免费赠送给消费者。2020年，李宁品牌创立30周年，红旗汽车创立62周年，图中作为背景的紫禁城则已经600岁“高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5.6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4万亿，同比增长7.9%，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引领和推动着我国文化产业向着支柱性产业持续发展。
2019年，我们看到了传统国民品牌大玩“跨界”、“联名”，也看到了“IP化”商业运营模式大受追捧：从故宫博物院到大白兔奶糖，从口红到服装，那些我们原以为会逐渐推出历史舞台的“老字号”选择了用焕然一新的面貌回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迫不及待地点击“立即购买”。
何帆强调，创新不是简单地弃旧扬新，而是不断地回到传统，在旧事物中重新发现新思想。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发现，全新的东西其实很少，大多数创新都是现有事物的重新组合，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创新型的技术应用”。传统的品牌和企业并没有销声匿迹，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会带来比以往更加绚烂夺目的辉煌。正如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中，T800机器人的那句经典台词：“Old, but not obsolete.”（老了，但不是没用了）
好的城市应当是一个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心的开放式生态系统。从长期来看，城市化的发展应当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能够维护城市系统的多样性，提高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激发出普通民众和基层社区的创新。
但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经历了飞速发展之后，中国政府和市场都意识到，这样的城市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土地流标、地产巨头改名、城市收缩三大信号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房地产行业是否如万科预料的那样，由黄金时代步入了白银时代？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二线城市纷纷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以企在吸引高校毕业生落户就业这样“抢人大战”中为自己树立优势：伴随老龄化而来的人口压力就在眼前。
▲ 位于东莞的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械手在空中挥舞，一上一下之间完成焊接、打磨、注塑等工艺，其所生产的工业机器人从这里出发，被送至国内外生产车间，重现上述生产场景。然而机械制造业仅仅是这座城市无数紧密而短促的产业链中的一种。
提到东莞，人们总是对2014年2月打响的那场“扫黄”行动记忆犹新。不错，东莞是一座典型的缺乏规划制定的“野生”城市，下辖的33个镇产业类型多种多样：虎门的服装、厚街的家具、大朗的毛织品……在东莞，你甚至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市中心。
中山大学研究城市化的李郇教授认为，不少省会城市反而不如非省会城市有多样性和活力。我们看到南京与苏州、福州与厦门、广州与深圳、沈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省会城市的中心地位规定了确定的边界，边界会阻碍城市根系的深入。我们看到像杭州这样努力“去中心化”的省会城市，相比其他“拥兵自重”的保守派来得更加包容开放，也更具吸引力。
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是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重要举措。“多核城市”是城市群未来的发展方向，东莞却懵懵懂懂地走在了所有人前面。
▲ 相较2008年以前义乌小市场的火热场景，近年义乌国际商贸城内的商铺显得落寞而萧条。本地商人能够明显感觉到，市场内的人流量至少比十年前少了1/3，义乌的人口规模正在收缩，令人诧异的是，这座正在经历收缩的城市在经济贸易上的表现依然极具活力。
对于义乌商人来说，没有哪一年的生意是好做的。悉数义乌近些年经受的产业转型压力，绝不亚于内地任何一座城市：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指标提高、汇率波动严重、国内外竞争对手增多、电商威胁持续，还有中美贸易摩擦。
义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根据义乌市公安局的人口监测数据，2019年义乌市总人口达230万，其中户籍人口81万，外来的149万人口中还包括了2万的外籍人员；1-8月，义乌全市新增人口达到6.1万，其中有4.8万人为“净流入人口”。那些操着各地方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外来商人是构成义乌人口的主力军，也是促成义乌国际贸易的中坚力量。
城市收缩很可能是中国城市将要面临的关卡。义乌依靠的力量是一个个精明能干的小商人，他们最擅长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通过建立高效互通的信息交换网络来最大程度地抗击国际市场动荡的风险。在基层网络宽广的义乌，反应机制会更加快速，完成自我迭代的效率也会更加令人惊喜——保持开放性的“精明收缩”或许会是一次有益的瘦身，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精干和健康。
▲ 位于北京市安定门立交桥东侧的五道营胡同一度成为被各家旅游APP热捧的网红旅游景点。五道营胡同临近雍和宫，胡同两侧遍布“高颜值”的咖啡店、奶茶店、手工体验店等种类丰富的商业店铺，这些店铺都是由原本的民宅改造而成的。
北京老胡同被重新发现，同样是在传统中创新的故事。我们前面提到了，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东亚地区的年轻人对新奇事物的接受度更高，城市化的基础基本稳固，对人文关怀的呼声水涨船高——中国城市的“颜值革命”拉开帷幕。
看到位于黄金地段的老牌商业中心衰落，我们会说实体经济被电子商务玩垮了，但我们惊讶地发现，现在互联网企业正冲进实体经济的基本盘。走进位于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东侧的亲橙里购物广场，你会发现那些在互联网上兴起的店铺也都有了自己的线下体验店，网上可以购买的东西在线下也能够买到。相比传统的购物广场，互联网企业会更注重“颜值”：互联网会颠覆传统的城市空间概念，引发各种小而美的创新活动；而这种趋势，在本身蕴含着城市文化底色的老城区、城中村里更有可能大放异彩。
自下而上的生长并不一定是混乱无序的，普通人对重塑城市的想像或许有着更深刻的审美表达和实用考量。面对这种变革，我们要学会用生态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发展，尊重基层创新，绝不能低估人民群众动手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坛动荡不安。贵族青年托克维尔选择了离开，他以考察美国监狱制度为由踏上了去往遥远的美洲大陆的旅程。
他细心观察美国人的行为举止，发现这个乐观自信的年轻国度的人民特别喜欢一起做事——他们并不关心抽象的政治理念，却往往热衷于小社区里的公共活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群（Community）或俱乐部（Club）文化。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这样写道：“如果让公民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为了帮助理解，何帆作了如下解读：
微小而零散的个体很难有所作为，整齐又划一的全体却将催生极权统治。这时候，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社群形态便呼之欲出了。
▲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菲利普·施密特是当代法团主义（Corporatism）理论的先驱，图为施密特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讲座。当代法团主义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重新兴起的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试图提供关于社会结构的若干理想型，用来描述国家和社会不同部分的体制化关系，它的重心在功能单位和体制的合法化关系。
如何理解法团主义？我们可以尝试把美国的工会组织代入其中。工人个人或集体与企业的谈判，多少是无法做到势均力敌、相对公平的，这时候工会作为维护工人利益的合法社会组织，出面在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斡旋，表面上工会在为工人的利益服务，但事实上它实在解决问题。
工会组织本身就是法团。这种被国家法律认可的社会团体所能起到的作用可绝不止于提高工人薪资，如果法团中的成员是一群上层社会的精英，连接的是社会民众与政府，那么这种势力的存在对国民政治的影响力无疑会达到一种构成威胁的程度。
▲ 相较于名声远播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的社区博物馆却是名不见经传。陕西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快变迁阶段，小小的社区博物馆帮助百姓记录变化、寻回记忆、留住乡愁，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传递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有着独特功效。
社区博物馆这一概念是舶来品。不仅在陕西，即使是在全国范围内，我们都很难找到一家真正的“社区博物馆”。国内的博物馆学学者至今仍对国外“Community”一词在中文对应的涵义争论不休，我们所见的“社区”不过是单词的字面意思，代表的是一种极其狭义的理解。
社会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的社群文化必定是有中国特色的。在城市当中，我们的邻里关系随着城市住房格局改变、外来人口不断增多而渐渐变得淡漠，人们的社交需求越来越转移到了线上，就像一开始我们就谈到的，电子游戏的链接能力不可忽视。
与某种特定文化的圈子相比，电子游戏的准入门槛要低得多，能够链接的范围也更广泛。电子游戏所特有的强代入感、强交互性更是在无形之中加深了玩家之间的情感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要建立在一定社交基础上的，比如我们是相知不相熟的同学、住在附近打过照面的小区住户等。随着直播平台兴起、电子竞技热潮不减，电子游戏制造话题的能力已经远胜过某些相对小众的文化形态。
▲ 由腾讯游戏天美工作室群开发并运行的手机端网游《王者荣耀》于2015年11月26日在Android、IOS平台上正式公测。根据数据分析机构Sensor Tower公布数据，2019年上半年《王者荣耀》营收超过7.28 亿美元（不包括安卓端数据）。易观智库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王者荣耀》月活用户达到1.5亿，日活量达1900万，排名仍然第一；位列第二的《和平精英》（吃鸡游戏）月活1亿，日活1400万。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平等观念被关注得较多。电子游戏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提：不论在屏幕背后操纵的人是谁、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在游戏中他不过就是一个需要依靠“氪金”来取胜的普通人。
我们总是误以为，是网络让我们沉湎于虚拟世界而丧失了现实中的社交能力，实际上恰恰是网络增强了人们的线下交流：人是充满着好奇心的，互联网这层纱给屏幕背后的那个人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恰到好处的距离让我们不得不自动补足出一位完美的社交对象。除了网络连通，促成重构社群的还有两种激流：丰裕社会和择邻而居。
经济飞跃带来了物质极大充裕，中国社会正在由资源稀缺的丛林法则时代转向物质富足的共享经济时代，个人财富已经到了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阶段，但是回过头来却发现公共资源仍然稀缺。这种转向注定是不易的，我们看到共享单车的“公墓”，也看到老阿姨们在超市为争夺食品袋大打出手；于是我们为应对这种特殊的状况，便转向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 坐落于温州洞头的凸垄村，岩海山居的石头外墙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的褪变和打磨，经过民宿主人的精心改造，这些饱受海风侵蚀的石头在今天重新焕发生机。目前山居共有11栋别墅房可选择，房间内按精品高档酒店标准打造；庭院内被巧手布置成小花园，素静的植物遍布；室外有两个泳池，其中较小有百来平米，昼可远眺大海，夜可仰望星空。此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温州最美民宿”。
购买住宅时，黑心的房地产商从不在乎住户的身份，更不在意住户入住之后作何感想；不过度假村的情况却不相同，尽管无法在明面上规定客人的身份地位，但是对于民宿价位、品质及服务的选择已经暗中对客户进行了一种筛选。那些花一个月时间来海边度假的高端消费者，在选择旅游地的同时很可能也选择了自己身处的社群。
“美丽乡村”作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旅游业被各级乡镇视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引领性产业。Airbnb平台上，各类高品质民宿的老板都很注重对客户粘性的培养，不仅建立自身与住户之间的联系，更鼓励住户与住户之间的感情培养。民宿老板作为一个关键的核心人物，能够连接起一个新的社群。这种自发的社群关系重建或许还很微弱，但是假以时日，相信这种力量将大大改善我们的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
美国人喜欢社群，并且认为只有社群活动才能抑制利己主义。不仅如此，社群还会影响甚至改造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社群的一分子。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到的：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最大的社会环境是由同龄人组成的社群，并不是父母。和而不同的社群，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全新形态吗？我们拭目以待。
结语：我辈的回答
其实这篇文章本来应该在除夕那天写成，在大年初一那天发表的。可能我是真的老了，执行力越来越不如以前，就连所谓的deadline都无法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了。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所有人感到焦躁不安，我一度担忧如此大规模的疫情会撕开所有人伪善的面具、导致社会秩序的崩坏——果不其然，网上开始以省区为阵营开始了相互指责与谩骂。
解决中美矛盾的最佳办法是三体人入侵地球，就像解决此类地域纷争的最佳办法是美国再举措对中国不利。共同的敌人让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边界的意识就会被逐渐淡化，内部矛盾往往不攻自破。
何帆在书中提了很多种类似新的概念，其实我们从中国的马哲教材当中都多少能找到他们的影子。比如用生态的眼光看待问题，其实就是用全局、开放的视野审视问题；关于创新的概念，更是与教材内容十分吻合。读的书越多，我越感到，智者的所思所想往往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离真理同样近。
▲ 何帆写在书本扉页的一句话。
昨晚睡不着的时候，在手机上翻阅日本国民阅读大师藤原和博的《如何有效阅读》，原本想来也是一本无聊至极的“神棍”作品，但是我却因前言中的一段话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中国社会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渐凸显，我们不禁开始忧虑，2020年以后的中国会不会如日本一样步入另一种形态？
现在大多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父母仍然把公务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职业当作培养孩子的唯一方向，他们的思想永远停留在了追求“千篇一律”的“普遍幸福”的时代；1980年以后的中国父母已经学会用更加开拓的教育理念培养孩子，运动、艺术都被视为必须学习的项目，然而这种培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盲目的——可是时代激变带来的不安全感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做。
▲ 当罗振宇因在2017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提出“五只黑天鹅”而收获无数掌声与赞美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自己会被网友们贴上“油腻”、“贩卖焦虑”等贬义的标签。
大趋势催生无数小趋势，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判断力而被这些小趋势带到失去方向的荒野。如何应对？我们已经说过了，罗振宇和何帆的做法是长期主义。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坚持下去。
2019-2020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也即罗振宇的倒数第16场演讲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何帆的第二本《变量》也在演讲现场发布。在这场演讲当中，罗振宇引用了电影《风声》中出现的一个词：我辈。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包含着跨越百年乃至千年的民族认同感。1840年以来的中国，内外交困、苦难深重，是我们的前辈将饱经风霜的中国从战火中挽救下来；未来30年的中国，将要面对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不论前方有多少困难与艰险，复兴中华始终是我辈的责任与担当。
▲ 当地时间1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美国加州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机事故。NBA球星科比·布莱恩特在这起坠机事故中身亡，年仅41岁。
2016年4月，美国篮球巨星科比宣布退役，标志着一代人青春的结束。科比服役的20年职业生涯全部奉献给了洛杉矶湖人队，同年洛杉矶市宣布把8月24日定为“科比-布莱恩特日”以示纪念。在一次接受采访过程中，记者向科比提问“你为什么会成功”，科比这样回答：“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
来吧，让我们致敬科比，致敬每一个为了梦想而坚持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我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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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翼文化工作室，202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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