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安先生所著之《人间词话》，自1908年于《国粹学报》刊行以来，影响深远。昔人研究卷帙浩繁，褦襶小儿如我亦想跻身窥豹，所以我试着以先生的手稿为依据，加之我自己的理解，给先生心中的词人排个座次。
一、基本原则
1.仅探究静安先生著《人间词话》时之喜好，部分因先生后来的个人研究及经历所致看法之改观的（如周邦彦），不为本文评选依据。
2.仅评选词人，诗人及词人所作之诗，不为本文评选依据。
3.仅评价人，不评价个别词句或某一首词，但个别影响对人评价的词句不受此限制（如李白）。
4.整体评价上，北宋胜于南宋（下文详解）。
5.全部排名不代表笔者喜好。
二、基础资料整理
据笔者统计，《人间词话》笔记手稿共127条，关乎词人评价的有60条，涉及词人55人，按时代划分，则北宋以前共6人，依笔记提及顺序（下同），依次为李白、李璟、冯延巳、李煜、温庭筠、韦庄；北宋14人，依次为晏殊、范仲淹、夏竦、周邦彦、欧阳修、秦观、晏几道、苏轼、章资、贺铸、黄庭坚、柳永、王安石、赵佶；南宋15人，依次为姜夔、陆游、辛弃疾、吴文英、刘过、张炎、史达祖、王沂孙、周密 、陈允平、文天祥、蒋捷、张孝祥、范成大、康与之；南宋以后20人，依次为蒋春霖、纳兰性德、项廷纪、张惠言、周济、陈子龙、宋徵舆、李雯、王士祯、朱彝尊、陈维崧、谭献、朱孝臧、王鹏运、白朴、刘基、高启、杨基、顾贞观、马致远。
对于以上词人，《人间词话》提及频率不等，少则一二语，多者可达十数条。因此要全部给出具体排名实是强人所难，故本文将以上诸人按喜爱程度分为六个等级，分别为盛赞（第一等级）、偏爱（第二等级）、入眼（第三等级）、无感（第四等级）、不喜（第五等级）、厌恶（第六等级）。其中，第一等级共10人，有排名先后，是为先生心中十大词人，其余有等级无排名。
另，先生颇为厚古薄今，加之自身文学升降等理论，《人间词话》多次呈现出北宋以后词坛每况愈下的看法，整体评价除辛弃疾、纳兰容若寥寥数人外，大致是五代北宋胜于南宋，而南宋高于明清，当然，宋末诸家是个特例。其中，尤以南北宋对比最为明显，譬如第11条：“南宋词人……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直言南宋词坛仅辛弃疾一人词作水平达到了北宋水准。又如第92条：“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意指北宋词作佳者居多而南宋词作多是极无聊的作品。再如第98条：“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句有篇，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第99条：“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而不失之俗子。”皆直道南宋不如北宋。此即“北宋胜于南宋”这一基本原则的由来。
三、十大词人评选及排名
首先，我们先圈定范围，十人大名单初选定在李白、冯延巳、李璟、李煜、范仲淹、夏竦、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黄庭坚、秦观、周邦彦、辛弃疾、文天祥、纳兰性德十六人（按出生年份列）之中，这十六人皆极受先生肯定且几无批评。
其中，李白、文天祥二人皆只在笔记中出现过一次，第3条：“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古。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李白气象绝人，范仲淹和夏竦才勉强接近。但毕竟只此一句，且只是肯定了“气象胜”，因此李白未能入选十大词人，范、夏二人比之太白尚显勉强自然随之落选。第87条：“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虽称道文天祥风骨、境界俱备，但毕竟比较对象只是蒋捷、张炎、周密等人而非北宋诸家，因此也不当入选。
另外，以秦观为标准，则晏几道、黄庭坚二人亦可排除。第41条：“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惟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稍胜方回耳。古人以秦七、黄九或小晏、秦郎并称，不图老子乃与韩非同传。”先生认为晏几道稍稍胜过贺铸，将秦观、黄庭坚或者晏几道、秦观并称乃极为不当，言下之意是秦远在晏、黄二人之上。
故而至此，十大词人大名单为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纳兰性德，落选的六人列为第二等级。
以上十人之中，晏殊明显落后于其他人，先生对晏殊的喜爱主要集中在《蝶恋花》的那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开篇的前两条都提到了这句词，第1条言其与“得风人深致”的《蒹葭》意颇近之，但《蒹葭》洒落，《蝶恋花》悲壮；第2条以此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要经历的第一重境界。但对于晏殊本人及其风格并未有如其他诸人那般盛赞，不过鉴于第25条：“余友沈昕伯纮自巴黎寄余《蝶恋花》……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也。”晏殊当在其子晏几道之上，因此最终评定为第十名。
先生于《人间词话》中极强调性情天真和赤子之心，李煜和纳兰容若是两个最明显的两个例子。第107条：“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第108条：“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足见先生盛赞李煜赤子之心。第125条：“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可见先生对纳兰容若亦有类似评价。这是对二人词作风格的比较，但先生对后主还有如下评价：“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第105条）、“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第109条）。这种一为亡国主一为贵公子所造成的自身经历的差异，使得二人之间终究拉开了境界上的差距，对于力主“境界”说的王静安来说，很明显后主词的至情至性，字字血，声声泪，是更得其青睐的。
有了这二人的参照，我们可以继续探究。第112条：“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然第106条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这是称赞李后主对词坛的卓越贡献，系欧、秦等人所不及。但先生对冯延巳已偏爱得可怕，于第4条中说“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称赞其词“深美闳约”。于第6条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不仅说冯延巳奠定了北宋词坛基调，更直言后主不及冯氏。又有第18条“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阙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说冯延巳一般之作也能胜过前代名句。再有第58条：“若正中词品，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评价之高，全篇无出其右。至于中主李璟，先生倒也偏爱，第5条：“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虽然很明显先生高估了李璟看走了眼，说出此番谬论，但还是不难看出心中对李璟偏爱，要知这样的评价可是连写出了塞上诸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的纳兰容若都不曾得到的，当然这尚未达到欧、秦那般屡有提及赞不绝口的地步。至于周邦彦，先生对其则颇有微词，第64条：“词至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由贵妇人与倡伎之别。”更是在第8条直言“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但也承认“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第118条：“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美成能入而不能出。”言下之意对周邦彦才华还是肯定的，同时亦有唏嘘惋惜，但终究觉得相比欧、秦等人落了下乘。因此比较而言，冯延巳居尊，李煜次之，欧、秦又次之，然后依次是李璟、纳兰性德、周邦彦。
再来，是欧阳修、苏轼、秦观、辛弃疾四人比较。这四人，先生均多次提及和引用，尤以欧秦、苏辛同列者居多，对这四人风格亦皆点出，第117条：“永叔……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第79条：“少游词境最为凄婉。”第115条：“东坡之词狂，稼轩之词豪。”先生对这几人评价可谓恰极！然犹不分轩轾。不过先生对苏辛二人品格似乎更为赞赏，如第100条：“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第101条：“东坡、稼轩，词中之狂。”谓其二人乃胸怀高远且是富有进取精神的狂者，因此苏辛二人略高于欧秦，犹中主李璟之高于容若。同时“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第56条）和“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第57条）这两条也对苏辛二人的代表作品极尽称赞之能，更突显二人在先生心中地位更高。苏辛之中，《人间词话》全篇对于苏轼俱是称颂毫无微词，但在第11条中说“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又于第123条中说“辛、刘之词，其失也鄙。”虽非指摘，亦是点出辛弃疾有粗豪之过，故而苏略高于辛。欧秦之中，第19条：“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怀》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第53条：“梅圣俞《苏幕遮》……兴化刘氏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同为学习冯延巳（当然，欧阳修“绿杨楼外出秋千”当出自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欧阳修虽未另出机杼但已精深一步，秦观则习其意境而未明言其程度几何。笔者亦知二人瑜亮，难分伯仲，故而万般纠结之下以此细微差别暂定欧略高于秦。
最后，是李煜与苏辛的比较。先生言苏狂辛豪，言重光神秀，从词人作品、风格到词坛贡献再到各自性情、品格均是难分高下。但先生于第109条之中，除了称李后主的作品系血书之外，还将其与宋徽宗赵佶比较了一下“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足见李后主似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使其作品既能激发情感共鸣，又将整体境界提升了一个层次。这大抵是苏辛词中未能给予的吧，起码《人间词话》之中先生对此尚无提及。因之姑且将李煜置于苏辛之上。
综上所述，静安先生心目中的十大词人大抵如下：第一冯延巳，第二李煜，第三苏轼，第四辛弃疾，第五欧阳修，第六秦观，第七李璟，第八纳兰性德，第九周邦彦，第十晏殊。
四、其他词人等级
如上文题，李白、范仲淹、夏竦、晏几道、黄庭坚、文天祥六人入选第二等级。接下来探讨余下排名。
为了方便比较，我选了以下数人作为参照物：温庭筠、韦庄、姜夔、柳永、吴文英。这几人不仅被提及数量最多，而且多被先生引用来解释自己的文学理论，因此很有参考价值。
第105条：“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此条说温词字句华美富丽，言下之意是华艳浮饰、矫揉造作，谈不上好的作品；而韦词文辞淡雅，在洒脱的风致中蕴含着端直劲健的力度美，比温词要高明的多了；但比之于神韵悠长、神采飞扬，具有的蓬勃的生机活力读之余味无穷的后主词来说，又要逊色得多了。这三者的差距，并不是接近的或者可望项背的，而是境界上的跨阶差距，也是风格上的巨大差距。先生认为最好的作品是像李后主那样，情真意切而又神韵悠长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天分，那也要争取写出韦庄那样洒脱淡雅的文章，而不是像温庭筠在字句上浮华务虚，情感上矫揉造作。总体来说，先生对韦庄谈不上满意，但已经认可其已入文学门径，应列入入眼一列，即第三等级；对温庭筠则持批评态度，但第4条有“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之近耳。”认为其格局狭隘但总算文辞上精工华丽，相比于后文将提及的宋末诸人，尚不算厌恶，应列入不喜一列，即第五等级。这样，李、韦、温三人分列第一、三、五等级，也符合刚刚提到的境界上的跨阶差距。当然先生谓温词精艳绝人然徒具句秀，非恶其人，实恶其风格也，固有“词至后主眼界始大”等语，这种风格上的不同喜好，在起对南宋词人的评价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亦算是下文重要的参考标准吧。
姜夔是一个很特殊的词人，先生在寥寥一百二十七条的《人间词话》中，十余次提及姜夔或引用其词，篇幅超过十分之一，堪称全书之冠。第11条：“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第22条：“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皆言姜夔格调高绝，本身是符合先生品位的，但先生关于“隔”与“不隔”的论述却往往把姜夔树成反面典型。所谓“隔”与“不隔”，是先生从读者审美角度用于对“境界”说阐述、补充的一对概念。第20条：“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第76条：“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片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竹外一枝斜更好’、‘疏影横斜水清浅’等作何如耶？”第77条：“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高调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种“隔雾看花”、“雾里看花”就是所谓的“隔” ，意指读者审美观感上体验到了“写景之病”，具体来说，先生用了不少笔墨来写这种对比，第79条：“问隔与不隔之别，曰：渊明之诗不隔，韦柳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句，妙处惟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望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袯清愁，花销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第81条：“‘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纵观全篇，不论“写情”抑或“写景”，凡予人鲜明生动、感官真切的是为不隔，亦即“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态”（第7条）。先生的这番论调，使得姜夔成为了其笔下的第一大牺牲品。
本身如果只是这样写词时隔时不隔，固与北宋诸家“自有深浅厚薄之别”，固“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其志清峻则有之，其旨遥深则未也”（第22条），但亦可凭借其“格高千古”跻身第二等级（甚至手稿第22条中“终落第二手”五字都被先生删去）。然先生如下论断则似乎将其彻底打落神坛。第100条：“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脱尘埃，然如韦、柳之视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别。”第101条：“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第116条：“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俱直言姜夔品格胸怀较苏辛皆远不及也。第112条：“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不与焉。”第118条：“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则是说在同样品格胸怀有缺陷的情况下，姜夔在词作的工巧、生气、高致等方面皆不如周邦彦。而且在第123条中指出“姜、张之词，其失也游”，认为姜夔的词和张炎犯了同样的错——即金应珪《词选后序》所说的“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这一游词之弊。是故难以跻身仅距十大词人一线之隔的第二等级，庶几入眼而最终评定为第三等级。
至于柳永，我犹豫了很久。本来基于第56条：“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认为其写词的造诣甚至高于周邦彦，个别名篇几乎不逊苏轼，这样的评价怎么也能排到前三等级之列了。但全篇余下两条与柳永有关的评价，实在批评得太过狠厉，所以最终我将耆卿排至第四等级。第102条：“《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阙，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这是硬生生地剥夺了柳永的著作权呐，先生认为柳永一介浪荡子，轻薄至极，只能用俚俗之语，叙淫猥之情，直白露骨，难登大雅，是无论如何写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绝妙文章。这不仅是否认了柳永作词的才华，也是给柳永的风格判了死刑，还在品格上给定了个轻薄浪荡之罪。同时直接将这首《蝶恋花》安到了欧阳修头上，认为此等佳作唯能出自欧公之手，一反一正，态度显见矣。这般狠厉评语，蔑视之情可谓溢于言表。第103条：“故艳词可作，惟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据实而言，先生斥龚自珍轻薄实属无理，但亦可见其对于轻薄无行者深恶痛绝也，而柳永、康与之皆犯此忌。本来先生即已不喜艳词浓句，加之柳永尝作轻薄浮华之语，所以先生对柳景庄可算是彻底失望，纵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然于静安心中，耆卿终不过一凉薄浪徒耳，其才愈高则叹愈加。由是遂将柳永列为第四等级，康与之亦同之。
至于吴文英，先生全篇共提及其七处，吾所瞠目者，竟无一例外俱属批评。静安所恶，纵览词话，无过于此。第11条：“其实幼安词之佳者……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其他豪放之处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龌龊小生”四字足见先生之不喜（当然这更多的是展现了先生对于近人祖白石、梦窗之属这一风潮的不满）。第12条：“周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菡绿波，抚玩已极，追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认为吴文英成就甚低，毫无可称道之处，远远达不到周济所说的清丽俊朗、言近意远的境界。第14条：“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第23条：“梅溪、梦窗、中仙、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先生曾于《人间词甲稿序》中说他对于南宋词人“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在此始。”虽然这不能作为本文评选的依据，但不妨视为“凌乱”二字的注解，是谓之砌字、雕琢，终归浅薄也。同时也说了形成如此原因的，归根到底是才能不足，并再次抨击了近人对其赞赏尊崇的态度，认为这实在难以理喻。第77条：“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言吴文英写景之词，多犯了“隔”的毛病。第101条：“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之词，则乡愿而已。”斥吴乃同流合污之乡愿者也，比之姜夔独善其身之“狷”者尚且不如，遑论苏辛积极进取之“狂”者。第112条：“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不与焉。”言吴文英虽然雕琢砌字，但论及工巧程度仍然不及北宋诸家。综上观之，先生对吴文英评价可谓刻薄，写词上批评其晦涩不精、风格上批评其砌字浅薄、品格上批评其乡愿龌龊、成就上批评其无可道者，从任何我们可以参考的角度，都给予了最直接的否定，使其罕见地跳脱出了先生北宋胜于南宋，南宋高于明清的基本看法，成为当之无愧的最为先生厌恶的词人，稳稳占据第六等级的头把交椅。
所以韦庄、姜夔位列第三等级，柳永第四等级，温庭筠第五等级，吴文英第六等级。此五人可为下文等级评定之参考。
以下按笔记提及顺序评定，部分多次提及者则集中列出：
第11条：“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显然将姜夔、陆游并论，称其二人各有长短，是故将陆游列为第三等级。
第14条：“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亦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第23条：“梅溪、梦窗、中仙、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其中中仙二字原稿删去了。第84条：“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第85条：“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第101条：“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之词，则乡愿而已。”第123条：“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可见先生心中，张炎、周密、陈允平三人均与吴文英类似，或肤浅或枯槁，或为乡愿或作游词，因此全部列为第六等级。但中仙（王沂孙）因在第14条原手稿中被删去，笔者度之先生此处之一念，暂将王沂孙列于第五等级。至于梅溪（史达祖），因余文多有提及，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第27条：“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言章资的《水龙吟》虽然清丽可诵，但苏轼的和词更显如椽大笔，运思造句全不费力，自有绝妙之语。固然章资“才之不可强也”，但毕竟比较对象是苏轼而非庸人，加之先生北宋胜于南宋之想法，最终评定为第三等级。
第29条：“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非不华赡，惜少真味。至宋末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说贺铸华丽有余，真味不足，在北宋名家中，仅陪末座，但比之南宋的吴、张、周、陈等人却又高明得多。加之曾言“小山稍胜方回”的定论，因此只能排在第三等级。
第62条：“谭复《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馀，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倜乎远矣。”纳兰性德之词自然真挚、清新婉丽，抒情似水银泻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自非蒋春霖、项廷纪所可比，但相比词作失于空枵的张惠言、失于枯涩的周济，二人又显得哀思郁结、情真意切。同样的各有长短的评价，基于南宋胜于明清的看法，蒋、项二人，当在白石、剑南之下，是故蒋春霖、项廷纪列为第四等级，张惠言、周济列为第五等级。
第68条：“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湘真且然，况其次也者乎。”云间诸公，当指陈子龙、宋徵舆、李雯，三人皆为松江（古称云间）华亭人，时称“云间三子”，词作均追求纯情自然。陈子龙等人的词作就其风格而言，实为先生所推崇的，但较之于五代北宋之词，仍远有不逮，因此至多不过南宋词作水平，然其洒脱不若韦庄、格调不及姜夔，仅能以彩花譬之也，因此只能列为第四等级。至于那些不及陈子龙的（如西泠词派之陆圻、柳州词派之曹尔堪、阳羡词派之陈维崧、浙西词派之朱彝尊、常州词派之张惠言周济之属？先生笔记不曾言明，未可妄言也），自然只能沦为第五、六等级了。
第69条：“《衍波词》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要在锡鬯、其年之上。”先生认为王士祯好的词作才堪堪与贺铸类似，但依然不及纳兰性德，但要高于朱彝尊和陈维崧。由此也可见纳兰在先生心中地位之高，不仅远迈明清同俦，更驾北宋部分名家之上，直追五代北宋之佳者。第125条：“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同时朱、陈、王、顾诸家，则有文胜则史之弊。”《论语》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则史，即谓文采多于朴实就会浮华，这是先生对有清一代词人的整体看法。具体来看，王士祯其词佳者方近贺铸，综合而言自然不及贺鬼头了，因此列为第四等级；朱彝尊和陈维崧二人，尚在王士祯之下，但对其批评无非文胜则史而已，不似吴文英那般狠厉，因此均列为第五等级；至于顾贞观，虽与王士祯同列然徒见批评未予称道，不应与王士祯等而论之，列为第五等级为宜。
第70条：“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疆村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上。疆村学梦窗而情味教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先生对于谭献、朱孝臧二人的评价可谓颇高，认为二人之词一深切委婉一含蓄清秀。以朱孝臧为例，认为他虽学的是吴文英但成就要超过吴氏，这是因为他兼有王安石、欧阳修那样的才气，又吸收了姜夔疏朗清越的长处。这样的评价显然是高于一般明清词人的。但对比柳永来看，二人词作才华固非高者，成就亦非大也，幸哉略习姜夔高格，于格调上胜得柳永，综合来看列为第四等级。王安石此处与欧阳修、姜夔同列，称其“高华”，自是难得。但第二等级北宋诸人范仲淹、夏竦、晏几道、黄庭坚，四人或有名篇或有定评，若仅以“高华”二字将其排进第二等级，似与他人不公。再较之柳永，纵有高华，必高位耶？由是与姜夔同列，暂为第三等级也。而王鹏运老人，先生虽因其是同姓之人心有偏爱，但也承认终不及谭、朱二人，当为第五等级。
第74条：“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先生借周济、刘熙载二人之后，批评史达祖品格低下、意趣贪婪。第77条：“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加之前文第23条之中，将史达祖与吴文英、张炎之属并论，已是厌恶之心已极。第89条：“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近切的当，气格凡下’者也。”再一次批评史达祖情趣低下、气格鄙俗。本身若笔记之中仅有这几处，史达祖当与吴、张并列第六等级，然第76条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认为史达祖的《双双燕·咏燕》在咏物词中以工巧而论，仅次之于苏轼的《水龙吟》，甚至还高于白石的《暗香》、《疏影》，这样对整首作品、一种类型的称赞，是仅有“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一句词入得先生法眼的吴文英所不能比的。是故综合评定下来，堪堪脱于厌恶，列入不喜之第五等级。
第83条：“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奇思壮采，为元曲冠冕。然其词干枯质实，但有稼轩之貌而神理索然。”认为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雄奇沉思、文采悲壮，是元杂剧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就词作而言，徒有辛弃疾粗旷之表，而无其神理之实，此固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亦其才力不逮所致。白朴杂剧虽佳，仅以词人论，不为先生所喜也，应列第五等级。
第87条：“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首先将蒋捷与张炎、周密同列，其态度可见矣，遂将蒋捷列于第六等级。其次认为刘基之词至于高启、杨基二人，其差距之大，竟似文天祥之于蒋捷、张炎、周密，固是夸张，盖指是处霄壤之别既是风格上的，亦为境界上的，此间差距之大实是跨阶的，颇近之于温韦之“句秀”、“骨秀”。以温韦论，高启、杨基当高于张炎、周密而近之于温庭筠，刘基当次于文天祥而近之于韦庄。是故刘基列为第三等级，高启、杨基列为第五等级。
第92条：“自竹垞痛贬《草堂诗馀》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先生喜北宋而不喜南宋，世人皆知，但张孝祥、范成大、辛弃疾、刘过四人依然得其青睐，可谓不易。辛弃疾自不必说，唯一“堪与北宋颉颃者”。张、范、刘三人亦当凌于南宋诸家之上，而与五代北宋末座者同俦，近乎姜夔、贺铸之间也，是为第三等级。
第109条：“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能与李煜相提并论，可谓是宋徽宗赵佶的荣耀了，而《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词已略有血书的味道。但细细品来，“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较之“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何？“和梦也，新来不做”，较之“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又如何？宋徽宗不过文人墨客，北狩之后，感遇一时，所慨不深。李后主则怀帝王之怆，内蕴痛思、外抒悲意，其情也真，其慨也深，远非宋徽宗可比。是故赵佶至高不过北宋名家之末，不及姜夔也，最终评为第三等级。
第127条：“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是矣！《天净沙·秋思》寥寥二十八字，境界全出，宛若天成，实为绝唱！能以境界直追唐人绝句的，无过五代北宋之词，先生对马致远评价之高，可见一斑。但终究是囿于先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看法，只能为“有元一代”之冠冕，至高概若南宋诸人而逊于姜夔也，遑论五代北宋之佳者，故而只能列为第三等级。
《人间词话》127条笔记所涉词人，悉列如上。综合评定下来，第一等级盛赞者共10人，为冯延巳、李煜、苏轼、辛弃疾、欧阳修、秦观、李璟、纳兰性德、周邦彦、晏殊；第二等级偏爱者共6人，为李白、范仲淹、夏竦、晏几道、黄庭坚、文天祥；第三等级入眼者共12人，为韦庄、姜夔、陆游、王安石、张孝祥、范成大、刘过、章资、贺铸、赵佶、刘基、马致远；第四等级无感者10人，为柳永、康与之、谭献、朱孝臧、王士祯、陈子龙、宋徵舆、李雯、蒋春霖、项廷纪；第五等级不喜者12人，为温庭筠、王沂孙、史达祖、王鹏运、白朴、高启、杨基、顾贞观、张惠言、周济、朱彝尊、陈维崧；第六等级厌恶者5人，为吴文英、张炎、陈允平、周密、蒋捷。
五、傲慢与偏见
纵观先生心中词人排名，亦可见先生胸怀抱负。总的说来，先生于《人间词话》中大致以下几大观点：一曰力主超功利的纯美文艺观，二曰“境界”说，三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此三观点皆为今人所称道，然先生自负才学而自视甚高，终不免有傲慢与偏见之嫌。
傲慢者，无过其于己人间词之自负。先生曾于《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言到：“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自谓其词南宋以降，唯一二人可与争短长。再如手稿第24条：“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然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第26条：“樊抗夫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朱楼’、‘春到临春’等阙，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第52条：“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做情语而绝妙者……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说自己不擅长写长调用他人韵脚，但偶尔游戏之作亦可与古人佳作名篇并驾齐驱，不分轩轾，尤其是在追求写词境界和真性情等方面，连古人都比不上自己。其间纵有自谦之语，亦是欲扬先抑而已。还如第5条：“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第23条：“梅溪、梦窗、中仙、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第79条：“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言解人者不易得，言下之意自己便是了；言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言下之意是近人俱不如自己眼光独到；言东坡只赏皮相，言下之意是自己能得真义。一字一句，皆有“举世皆醉我独醒”之感。此为先生之傲慢。
偏见者，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处：一是完全忽视李清照，易安词前期浪漫哀怨、细腻纤巧，后期则深沉伤感、豪迈飘逸兼而有之，堪称独具一格。然先生手稿之中不曾提及一语，实是不该。当然，以先生眼光观之，易安之词前期多写闺房情思，后期工于造语，恐亦不得喜，大致第三四等级之间也。二是过度强调词学理论而致偏颇，对于境界的部分理论，如“隔与不隔”、“内美与修能”等，抹杀了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人的词学贡献。三是过度批判清朝以来词作重精雕细琢、音律精严的风气，先生对于有清一代的词作风格一直不满，尤其对清初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词牌最为厌恶，由是对其滥觞宋末诸家亦持最为严厉的批评态度，对吴文英等人词中独特的意象视而不见，对宋末词人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不曾语及，对那些幽咽悲愤、寄托深远的作品斥为肤浅，此先生一大失误也。当然，对于个别词人、词作先生亦有一叶障目之时，然不甚明显故此处不再一一详列。此为先生之偏见。
洋洋洒洒万余字，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其间颇多主观、片面之处，亦赖诸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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