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书籍中，我尤其喜欢那些名记者的故事。想用一篇小短文来分享一下几位我很喜欢的记者。
当接触这一些故事的时候，我问自己：
从对名记者的故事当中要去观察什么？去思考什么？当我们观察一个人物的时候会观察一些什么？当我们观察所有人的时候会观察什么？
为什么那些人选择走上新闻的道路？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在每一次报道当中他们遇见了什么样的困难？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
动力来源：什么更重要？什么最重要？
洛蕾塔·托法尼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记者。托法尼曾因 1982 年报道马里兰州监狱轮奸案荣获 1983 年普利策调查新闻奖，她还在中国当过《费城问询报》的驻站记者，在同行中享有不错的口碑。过了23年之后，美国报业发生的变化使得她开始有了转行的念头。于是，她接受了《费城问询报》专为雇员提前退休提供的薪金颇为丰富的买断计划，和家人搬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开始新的职业：专卖从中国进口的仿古家具。
为了经营家具店，托法尼去中国走访家具工厂和物色供应商。与她当记者不同的是，她的商人身份少了政府人员的陪同。然而，在工厂里她却亲眼目睹了中国市场化的另一面：在没有排风设备的车间里，在没有防护面具的保护下，工人用喷枪给家具喷含铅的油漆；还有的工人每天吸入浓烈而难闻的烟气，处理材料是身体暴露在许多有毒化学物品中。
出于好奇和警觉，托法尼在一家医院图书馆里翻阅医学杂志，发现上面有许多因工作条件恶劣而引起中国工人受伤和死亡的文章。这些发现和亲眼目睹工人们的经历使托法尼强烈地感到自己无意间卷入的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随着手中有关生产她卖出的家具的中国工人面临危险的证据增多，她关掉了自己的家具店。
托法尼回到了中国，通过劳动者权利组织的帮助找到了她要找的工人们。就像当年说服美国马里兰州监狱里的强奸受害者甚至强奸犯开口那样，她得到了工人们有关职业病的口述。同时，她记录了他们的工作地点身体所接触过的化学药品和工作条件。她还采访了给那些工人们诊断过的医生，并收集了许多可以证明口述内容的材料。然后为了平衡观点，加上政府官员和工厂领导对此的看法，最后建议可能存在问题，官方应该作进一步调查。
她的调查结果 2007 年以《美国进口商品，中国工人死亡》为标题，刊登在《盐湖城论坛报》上。托法尼的系列报道被许多媒体转载并很快在全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美国国会也做出了反应，准备在今后国际贸易协议里增加新条款，保护美国生产进口产品的工人利益。
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托法尼的出发点是强烈地感到了她所卷入的事情的重要性，她不惜改变自己的生活也要把它公之于众。这一点，让我肃然起敬。
实际上，我曾了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纽约时报》高层管理人员每天花一个小时在编前会上决定哪些新闻稿件上头版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最重要——在报社当天收到的数以万计的信息里，哪些新闻对大多数人最重要？那时候「对大多数人最重要」是讨论桌上的唯一话题。这是我认为那一时期好报道数量多的核心因素。
后来，由于电视挖走了更多的报纸读者，加上许多调研结果显示公众信任电视新闻的程度高于报纸，所以，讨论新闻稿件的重点也开始转移。为了与电视新闻竞争，报纸开始强调在写作上多下功夫，要求更醒目一点，版面开始腾出空间给新闻配图。不光是新闻稿件的内容，风格也开始变得比以前重要得多。因为受众在选择新闻方面有了更多自由，所以，新闻工作者们开始更多考虑：我们的新闻有没有让女性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是否有足够数量的不同题材？是否有好看的图片？是否有文笔优美的故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媒体开始为了如何取悦受众绞尽脑汁的同时，受众却开始对媒体的专业性表示怀疑。
甚至，我很偏执的认为，一位记者，如果不是以「这件事情对绝大多数人都很重要，重要到我不得不把它报道出来」这样的动机出发去撰写新闻，这样的新闻很难有价值。但是，很悲伤地发现，这样的新闻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找到好的报道已经非常困难。
同时，这在我自己的实践当中也有体现。我担任过新媒体运营，负责过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运营，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问题，是，这条新闻的标题这样写能够增加点击量，图片应该怎样 P 一下，在决定公众号内容的时候，出发点不是，什么信息对我的读者最重要而是我觉得这条能够引发高转发，超过10000+ …… 我当时每天的工作是关注文章的阅读量以及转发量，转化率以及爆款文章，学习改进标题的撰写技巧……
为什么好记者那么少？为什么我自己也无法做到努力去挖掘真正重要的信息？一个人若是没有清晰的价值观，那么他在时时刻刻面临选择的时候，就会像“处于布朗运动状态的粒子”一样实际上没有方向，左冲右突、胡打乱撞…… 而人的选择并非理性，受基因和模因控制，偏向于选择更容易而非深入思考信息的重要性，甚至信息对绝大多数人的重要性。而相反，有清晰价值观的人，就更像一个“矢量”，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引领其运动。
那么，如何拥有更加坚定的价值观？从现在开始，不断询问自己—— 什么是更重要的？这是一个不大可能直接获得答案的问题，这是一个答案必然不断演进的问题，这是一个只有靠自己才能搜寻答案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也只能反复追问的问题…… 什么更重要？反复问下去，最终就会演变成：什么最重要？
我们常常说的“价值观”，其实最终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若是这个问题尚无答案，那么就相当于“价值观尚未形成”，若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飘忽不定，那就是“尚无坚定的价值观”。什么最重要？什么东西神圣不可侵犯？什么东西比命还重要？—— 到了这里，是只有少数人才极有勇气、极有智慧反复拷问的思考。唯有具有坚定的价值观，才能够具备坚韧的动力。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东西好到什么程度、什么东西坏到什么程度，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东西重要到什么程度，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 这些都需要深思。所谓的“有意识”，大抵从这里开始。这也是行动的起点。
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甚至是比命更重要的；与此同时、与此相伴，他正在做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在做他认为甚至比命更重要的事情…… 在这样的前提下，请问他如何放弃？请问他如何迟疑？请问他如何才能做到临阵退缩？请问他如何才能心灰意冷？
至此，解开了我长久以来的困惑——为什么那些名记者选择走上新闻的道路？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在报道当中他们遇见了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他们能够克服困难？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事情，了解到的信息太过于重要，他们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信息公之于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不及时公布可能对整个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些比财富、享乐甚至生命更加重要。也唯有这样的动力可以支撑一个人去克服各种各样的难关，积年累月的奔波而将最优秀的报道公之于众。
洞察力来源：随身携带的无知
霍默·比加特也是我非常喜爱的记者。比加特曾报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1961 年 12 月，霍默·比加特抵达越南，他到达西贡政治美国大规模夸张在越南的兵力。政治方面，美国政府开始实施针对越南农村地区的援助计划，目的是应得当地命中的信任。军事方面，男云娜军队显然不能遏制北越在农村地区的兵力，为此美国刚刚派遣了一个直升机舰队。随着没放行动的扩大，人力物力支出明显增加。肯尼迪政府和前线将领绞尽脑汁地美化越南战况，以继续获得公众对战争的支持。
在美国国内，摆在报纸编辑面前的是两个版本的战况报道。华盛顿和西贡的官员称越南的战况正在好转，他们前方记者却发挥了有关福报和战败的新闻。编辑们经常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互相宝墩的报到，大部分情况下倾向于采取官方的观点。
比加特吧这种不加批判地接受官方叙事版本的行为称之为办事员作风。他认为，记者不只是个速记员。记者有责任查明事实和找到实际证据，而不是接受他人的二手信息。在比加特的记者生涯中，他把自己追求事实的激情发展成了一种报道方法，他超越了办事员作风，补考猜测写稿。在相对短暂的越南岁月里，给公众提供了大量有关战场的新闻，这是之前任何占地报道所无法奇迹的。
比加特选择相信哪个版本的方法就是从不想当然，他几乎不把任何人的话当真。比加特从一张白纸开始，在开始报道之前，他好像一无所知，他不做假设，要求每个人对所说的话或所下的断言提供证据。他根据自己亲眼目睹和那些生死存亡取决于战争结果的军官提供的事实，一点一滴地组织报到内容。和其他人从西贡发回的新闻相比，他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背景信息。他还能根据直升机突袭成败的次数预测新战术——原本会成为美军在越南的主导性策略——最终会失败。
后来有人形容这种报道方法为——「随身携带的无知」，这一点同样让我肃然起敬。而这也是这两个问题——「我当初为什么走进新闻传播学院？我在新闻传播学院的课程学习中获取的最重要的是什么」的回答，新闻学不是一门硬学科，我们磨炼的所有技能无非是一种思考能力，而一切的思考源于提问，提问的前提则来源于这样一种随身携带的无知。更具体一点，则是指知道如何提出并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后记
「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以及「随身携带的无知」是我在探索那些让我仰慕的名记者中获益最大的财富。
一切的技能都可以学习，但是价值观以及虚心的态度却是更加本质。
我受益于此，深深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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