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诗、抚琴、饮酒，文学、音乐、酒精。我们同古人也可以很相似。在周而复始的日子里，是否也曾向往过竹林里的高谈阔论？偕三五好友，登山游水，说着光怪陆离的梦。但嬉笑、畅饮等同快乐吗？
夏侯玄的离开使名士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等纷纷从权利争夺中抽身，隐退山林。环境的改变使玄学思潮也发生了变化，从援道入儒到追求个人的自由，以及对“无为政治”的缄口不言。竹林成为了主要的清谈场所，他们也因此被称作“竹林七贤”。
隐居山林是否真是他们心之所向？
阮家因精修儒学而兴起，阮籍更是儒道兼修。成年后的阮籍虽崇尚老庄，但多年的儒学背景使他懂得隐忍和退让。阮籍曾观临楚汉古战场，望着茫茫苍野，发出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籍本有济世之志，却仕途多舛，最后不得不明哲保身，登山临水，高蹈远引。内心的隐忍和对现实的妥协使他终日煎熬“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相反，嵇康更多的是张扬与决绝。他以《难自然好学论》，怒怼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称六经限制了人的欲望，违背了人的本性。又以《与山巨源绝交书》痛斥觊觎曹魏王位的司马一族。更在毌丘俭兵变时，企图在山阳响应，却被山涛阻止。他们并非爱竹林，只是政治压迫下有太多不得已。
《野草》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明暗之间，他们将愁浓成了酒，入了喉，也散在了心头。
他们所不耻的是否真是儒教礼学？
从行为上看，他们确实不守礼法。嵇康认为“仁义道德美名的确立，使人类变得争名夺利；繁琐的礼仪教育，使人类的真情丧失殆尽”。阮籍也曾将礼法比作裤裆里的败絮，而礼法之士则是藏匿其中的虱子。更甚者为刘伶，常裸身于家中，有客来访时，被质问为何不守礼法，刘伶却将房屋比作衣裳，进而质问客人为何钻进他的裤裆。但行为的不羁是否真能印证内心？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阮籍曾坚决反对儿子阮浑加入放达之列，也许他从不认为这条路是对的。嵇康也一样。他曾在《家诫》中教导儿子，做人需小心谨慎，勿与人争论。若他们真的鄙夷儒教礼学，为何会阻止后辈效仿？也许他们才是礼教的真实信奉者，信仰遭到亵渎却束手无策，只能闭口不谈，甚至用更激烈的方式宣泄内心的愤懑。
他们所憎恶的到底是什么？
汉代以来，实行“以孝治天下”，孝道伦理成为了国家统治的工具。曹操统治初期，招贤纳士不论忠孝，因此他也实在不算是礼教的忠实信徒。但遇到异己时，他却又以不忠不孝之名，将其铲除，孔融便是其中之一。曹操对礼教的崇尚并非信仰，而是利己。这也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普遍存在。汉末曾有一位县吏，为了请假谎称母亲病了，事情败露后，按不孝之罪予以死刑。类似荒唐之事，不在少数。忠、孝、仁、义，被权利利用，被欲望亵渎。
竹林之士所憎恶的，也许正是这些利用礼教的谋利之徒吧。景元三年（262年）吕安遭人诬陷，嵇康前来为其作证，却因“为不孝者作证属同罪”，被斩于洛阳东市。何其讽刺，何其荒唐。临刑前，一曲《广陵散》说尽了一生的悲哀与痛苦，理想和抱负。
竹林风度引来众多名士效仿，玄学思潮也因此有了后来的元康和江左两个时期。然，皆徒有其表，但失其骨。因为他们学不来的是推杯换盏间的无奈和对国家满腔的热爱。
参考书籍：
1. 《玄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1927。
不知感悟：
竹林七贤中，为何独谈阮籍和嵇康？因为不羁是那个时代共有的，但他们却多了分隐忍与克制。魏晋有趣的人很多，刘伶、山涛、阮咸等皆是奇才。想要了解，可阅读《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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