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认为，第三组动物从上一次无法躲避电击的情景中习得了“做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现实”这种想法，从而对控制自己命运感到极端的无助。就像第二组动物把上一次实验中学到的技能运用到这一次实验中一样，第三组动物也把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转移了过来。
塞利格曼对习得性无助的发现，对心理学的很多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研究证实，我们确实会习得“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场面”的那种感觉。
在我们习得这种感觉后，后果可能很严重。
习得性无助会削弱我们尝试探索的动力，影响我们在新的情境下判断情况能否可控的能力，还会抑制免疫系统的活动，使个体更容易患病。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习得性无助还会导致抑郁。
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当人或动物接连不断地遭受挫折，就会丧失控制感，感到自己对一切都无能为力，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
心理发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最基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我们对环境的控制能力，以及是否知道自己拥有这种能力。
习得性无助和选择的关系。
如果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拥有选择，我们就可以掌控整个局面，免于感到无助。
只有在没有选择的情境下，无助感才会产生。选择除了具有工具价值（使人们得到想要的）和表达价值（使人们说出他们是谁）之外，还具有深远的心理价值（使人们更积极活跃地参与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好像意味着选择的机会应该越多越好。
但更多的选择机会并没有让人们感觉更好，对于这个矛盾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随着选择和控制的体验越发广泛而深入，人们对选择和控制的期望也在增加。当自主权的障碍被一个又一个地击倒后，剩下的那些障碍反而更让人难受。就像赛狗跑道上的机械兔，狗跑得再快也追不上它们，对控制的渴望和期待也总是跑在现实的前面，无论有多大的自由都无法完全满足。
第二种解释是，更多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控制。当选择机会增加到某个临界点时，我们反而会感到无力应对。与其说我们有更强的控制感，不如说选择多到让我们应接不暇。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明智地选择，那么拥有更多的选择也不是什么恩赐。
如果一个选择关乎生死，如何选择就会成为巨大的负担。
为了避免增加负担，我们必须学会在选择时进行筛选。我们必须自己决定哪些选择是真正重要的，然后把精力都集中在那儿，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会错过许多别的机会。
选择对什么事情作出选择，也许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
测量快乐
近几十年来，全球有许多人都在研究快乐，有些人想找出我们快乐的原因，有些人想测定人们幸福感的变化。典型的快乐研究是通过问卷的方式进行的，通过人们的答案得出快乐的程度（很多时候也叫做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量表
□ 大致来说，我的生活很符合我的理想；
□ 我对生活现状十分满意；
□ 我对我的生活完全满意；
□ 我已得到我梦寐以求的命中珍宝；
□ 假如我可以重新再活一次，我也不会做任何改变。
有关幸福感的调查告诉了我们一个并不令人惊喜的结论：总体上说，富裕国家的居民比贫穷国家的居民更快乐。很明显，钱很重要。不过，调查结果也告诉我们，钱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一旦人均财富脱离了贫困线，达到小康水平，国家财富的增加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就不会很大。
如果金钱不能让人更快乐，那什么可以呢？
与快乐最相关的因素就是亲密的社会关系。那些已婚的、有知己的以及和家人关系好的人比没有这些社会关系的人更快乐，加入宗教团体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开心。
要提高主观幸福感，与人交往似乎比变成富翁更重要，但也要注意当中的因果关系。我们知道社会关系和幸福感之间息息相关，但是谁是因谁是果就不那么清晰了。
与愁眉苦脸的人相比，开心果肯定拥有更多好友、更和谐的家庭或更长久的婚姻关系。有可能是先有快乐，再有亲密关系。而对我来说，两者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快乐的人能吸引别人，而和别人在一起又会让自己更快乐。
回到关于选择和自主权的讨论上。
首先要指出的是，社会关系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减少了自由、选择和自主权。
比如婚姻是对某一个特别的人的承诺，同时意味着失去和其他性伴侣或精神伴侣交往的机会；
高质量的友谊需要长时间的经营，成为某人的朋友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有时甚至会限制你的自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
参加宗教团体也是一样。大部分宗教组织要求他们的信众按照特定的方式生活，而且要对他们的弟兄姐妹负起责任。
因此，和我们的直觉相反，真正让我们快乐的东西会束缚自己，而不是解放自己。而常识往往告诉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会让人感到满足。这两者该怎样调和呢？
有两本书探讨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一本是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的《美国的悖论：富裕时代的精神饥荒》（The American Paradox:Spiritual Hunger in an Age of Plenty），另一本是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两本书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主观幸福感的增加，随后还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两位作者都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正在飞速减退。
莱恩指出，重度抑郁症在过去两代人中上升到原来的3倍，整个20世纪就上升了十分之一。抑郁症导致了压力的增长，而压力又引起高血压和心脏病，导致免疫力下降、焦虑和不满。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导致现代人精神不振的因素，正如莱恩所说的：
生活中的选择太多了……却没人注意到选择的负担有多重……我们缺少自律的习惯，人们更乐于发现和创造自我，而不是接受既有的角色。
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探讨了马丁·塞利格曼对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与抑郁症的关系。该研究的观点强调，人们拥有越多的控制权，就越不会感到无助，抑郁倾向也会降低。
但在当代社会，我们所拥有的选择权和控制力都是前所未有的。
综合这两方面的信息，很容易得出一个美好的期望：抑郁症和小儿麻痹症一样有药可治，它的心理疫苗就是拥有自主权和选择权。
然而，抑郁症却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病。
莱恩在书中写到，我们为了增加财富和自由付出的代价就是降低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赚得多，花得也多，但我们却很少有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
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声称他们感到寂寞，而孤独感似乎不仅源于孤独，也来自亲密感的缺失。我们到邻居家串门的时间变少了，探望父母的时间少了，更不要说远房亲戚了。
而这些事情再一次成为我们的选择负担。莱恩写道：“过去，我们从邻里和工作中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如今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找到自己的朋友，主动和家庭成员维持联系。”
换句话说，社会关系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精心和费神的选择。
时间难题
建立社会关系需要时间。
第一，要建立一段真正的友谊或者发展一段浪漫关系，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深入了解另一个人。只有在好莱坞电影中这种依恋关系才能迅速建立，得来全不费工夫。相比熟人关系，亲密的依恋才是人们最想要的。
第二，当我们建立了这种深层联系之后，还要花时间维护它。当朋友、家人和教友需要我们的时候，必须随传随到。
当意见不合或者起了冲突，我们就要努力解决它。和朋友家人联络可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要一笔一画写进每日日程记录在电脑里的。他们可能随时需要你，而你则要时刻准备应对。
可谁有这么多时间呢？如果我们的日程都被各种亲密关系排满，忙着应对压力，注意力也无法集中，谁还会有空余的时间和喘息的空间？
时间就是终极的稀缺资源，由于某些原因，无论“节约时间”的科技如何日新月异，时间的压力始终是不断增加的。
造成这种时间紧迫感的不是别的，正是因为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准备做选择、做选择的过程、重新评估选择或者后悔自己的选择上了。
应该在意大利餐厅还是小酒馆订位呢？应该租一间湖边小木屋还是一路颠簸到托斯卡纳呢？要不要继续用这个互联网供应商？是否要撤掉一些股票？换一个医疗保险方案？换一张优惠更多的信用卡？尝试一种新的草本疗法？
可见，花在选择上的时间就是那些本应该跟好朋友、另一半或者教友好好交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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