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词叫做“党同伐异”，翻译过来就是你不跟我们一伙，那就排挤你打压你甚至弄死你，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概就是这样吧。从古至今，不论中西，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概莫能外。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朋党”，那么对于“朋党”，欧阳修是如何看待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的《朋党论》吧。
这篇文章在《古文观止·卷九》中也有收录。
我们先简单了解文章的创作背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主体的改革派向仁宗谏言，被仁宗采纳，从而推动庆历新政。但是这样的举措会有损保守派的利益，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反击，最终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说成是“朋党”而遭到排挤，最终“处江湖之远”。后来欧阳修重新被重用回朝廷时便作此文章。
首段中，作者开宗明义，指出朋党这种现象的存在自古有之，关键在于君主能否区分某一朋党究竟是由“君子”构成还是由“小人”构成。君子之朋党，是正能量的，他们志同道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小人之朋党，则是负能量的，他们结党只为营私。由此可见，作者将朋党分为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并肯定前者的存在和作用而否定后者的存在和作用。
那么，作者为什么这样说呢？
接下来，他分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作者指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因为小人追求的是无穷无尽的功名利禄，当他们利益一致，便组成共同体，而当无利可图，便树倒猢狲散，甚至互相戕害。反观君子，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因此能够和衷共济，为国为民。说那么多，作者无非就是想要劝谏君主摈弃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信任君子真正的朋党，如此一来，海晏河清，天下大治。
这两方面的道理论证之后，作者举例子了。在尧统治时期，共工、驩兜、三苗和鲧组成的“四凶”为一朋党，“八元”和“八恺”组成的十六人又为一朋党，前者被摈弃而后者被重用，因此天下大治。到了舜时，有贤臣二十二人，他们“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天下也得以大治。此外，作者还举例了商纣王和周武王的事迹、汉朝时的“党锢之祸”以及唐朝的“牛李党争”，正反两面对比，双管齐下论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舜和武王统治时期出现这样庞大的朋党，但是后世并不讥讽他们为朋党所欺，反倒称赞，因为他们懂得识别君子和小人之朋党。历史也可以证明，他们是对的。
到了文章结尾，短短一句话体现出作者对君主的期望，期望君主能以史为鉴，从中也反映出作者作为一个臣子的拳拳之心。
作为一篇议论文，文章通篇对比，立论明确，论据充分，语言也很有气势，读来只觉得酣畅淋漓，并且潜移默化之间似乎已信服于作者的主张。
说到朋党，其实不管在哪个朝代，不管在哪个国家，朋党一直存在，因为利益共同体都是一直存在的。他们会联结起来，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从而“好办事”。
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一样，朋党不会有永远消失的可能，关键是不能让以小人为主体的朋党攫取、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就像蠹虫一样，躲在暗处，又好像柳宗元笔下的蝜蝂一样，贪得无厌。所以，就非常需要有一股站在它对立面的力量，剑一般的力量，时时盯着它，只要它敢兴风作浪，便直击其要害。因此，像扫黑除恶、反腐倡廉之类的行动，实在是不可或缺，应该要雷厉风行，进行到底！
如果朋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普罗大众，不是为了民族复兴，不是为了社会发展，它就不应该存在，它就应该被打压。当然，即便是像欧阳修所说的君子朋党，他们也应该要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既然是君子，总不可能怕阳光的照耀。
总之，我们不可能幻想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利益共同体”“朋党”之类的现象消失殆尽，我们可以幻想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阳光尽可能地多照耀到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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