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之前，我是一个写诗的人。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诗集。
之所以想要出版，是为了给我的“初心”一个交代。
在我独立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波德莱尔是怎样读书写作的》（1998）“卷首语”部分，我曾经写道：1984年，18岁的我走进大学校门。那时的我是有“理想”的，诗人的名字在我心中闪闪发光。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诗人的人生以外，不会有别的人生。接着，便读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段话：“后来，我竟然认为，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更加喜爱。”
除了诗人的人生以外，不会有别的人生。为了这样的“初心”，我把三十岁之前的人生献给了诗歌。但在三十岁之后，我成了一个在民国报刊的故纸堆和无声影像的光影间进进出出，并试图“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学者。
诗集选录篇目，大多创作于1989年至1996年间，横跨湖北石首、陕西西安、山东海阳、江苏无锡和北京恭王府等地，这也是我在三十岁之前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二十世纪90年代上半叶，正是国家命运跌宕起伏，个人命运漂泊不定的时光。
1989年9月，我从故乡江汉平原的一所中学收拾好行囊，站在绿皮列车的中间走道上，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古城，开始体会历史的厚重，遭遇一生的爱人。五年后，再一次离开这片土地，前往自己国家的首都，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板凳一坐十年冷。但此时，全社会都在谈论“下海”，所有人都想选择经商。诗人正在死去，诗歌变得不合时宜；即将而立之年的我，只好站在陌生的大地上，茫然地寻找心灵的方向。
在我的那本波德莱尔著述中，我还对比了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校园诗歌环境。80年代的时候，我们几个写诗的大学同学，会把前一天晚上写好的诗作，悄悄地贴在食堂门口的墙壁上，然后等待。等待观众，就像等待未来的命运。但到了90年代，在大学讲台上，我不止一次地唠叨：跟世界性的诗人相比，中国当代诗人都是早夭者。我们的诗性过早变质，我们的激情过早干涸。我们很快变成常人，而对在我们面前逝去的诗人无动于衷。我们实在很残忍。但在一次授课中，我才突然发现，我的唠叨也变成了呓语，不仅好笑，而且神经质。但我不能像波德莱尔那样说：这是一个“无知和物质”的时代。
这是一个复杂难辨、令人迷惑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会在那些欲罢不能的诗性写作中存在。
诗集序言《追寻：诗歌的诗性言说》是我发表在《诗探索》上的一篇诗论。成了学者之后，最大的优点便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理那些诗作的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从“诗性言说”的角度，本诗集试图从汉语诗性、中国诗境与现代感知等层面，追溯、呈现并呼唤主要建基于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精神、中国经验与个体困境。
诗集所选84首，都是以我现在的眼光，还能大致接纳的一部分，自以为没有过时；此后的自己，也无法超越当年的诗艺，便算个人的巅峰了。这些诗篇，原本出自初心，几无功利；或因机缘，也只在陕西、湖南和山东、北京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感谢这些报刊，曾经接纳过一个渴望成为诗人的梦想者的诗作。
1995年春天，儿子降生在大运河的另一边，爱人也离开了意犹未尽的未名湖。从此以后，我的诗消失在日常的生活与事业之中，几乎遁于无形。但现在的我已经释然：
让我们陶醉和疯狂
我的亲爱的生命之爱
我们如此渴望的
亲密无间的相依
原本是生命中
最最清澈的泉源
我要说的是，这就是我的“初心”。
2017年2月22日
北京富海中心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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