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作

可以说，这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作的，因为那时候万籁俱寂，尘埃落定，喧嚣弥遁，人很是方便持心内敛的。

我习惯在这样的时候写东西，受某种莫名力量的驱动，让我觉得可以从中发见点什么内容的意识促使我落笔。其实，到底为何而写，目前为止，我依旧是茫然的。

我给过自己很多理由，如练习语言的感觉，即练笔；剖析自我，求心自持，然求心不得却尚未找到求待心自知的法门，于是愈写愈踌躇，愈踌躇愈想一探究竟，也就身不由主地一直地写下去；为了“写下即为永恒”，人的语言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将思想转化为语言是一种很奇妙的现象，而将语言化为文字，其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创造的根本逻辑，即将主观意识转化为客观可见的文字内容，所以“写下”行为所包含的内容无论如何地褒贬也不为过，因为不管是“写下”还是对“写下”的认识，都有思想的律动缭绕其间。

一正一反的经验，如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主张文字没有存在的必要而通过直感式的明心见性以修正果和提倡“文以载道”作为中国知识阶层的传统，主张以文字为起承转合的契机，将其视为证道的媒介，也就是说尽管人们也承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文字固有的缺陷的存在，但是在相比其他方法所取得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和就便于理解与便于传播的方便性来讲，以文字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不失为一种好的记录和传承人类智识成果的载体。

而人的思想是人的关系物中惟一不局限于时间和地点的存在。说思想是一种存在，似乎有种偷龙转凤，以唯心作唯物解释的疑惑。事实上，唯心与唯物只是一种建立在主观二维对立思维基础之上的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观念，而人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实际情况如何，人类的知识和思想依旧处于不断追索攀爬的道路上，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晰确切的答案。

正如笛卡尔所指出的，人惟一所能确认的事件是“我思”，以“我思”为活水之源泉，发现自我和生活的世界，所有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主张。笛卡尔作为近代科学及哲学的奠基者，即便在笛卡尔之后已逝的四个多世纪里，人类智识有所长足的进展，但依旧无能摆脱笛卡尔思想的拘囿。有时对此遐思便不免有些惶惑以至恐怖，试想一下，笛卡尔说他之所以“在”是因其“思”，而联想当下人们的头脑中或多或少充斥了受笛卡尔思想影响的观念，那么笛卡尔这位已然去世四百年的古人是否依然存在于世间呢？对此，我是很迷茫，亦很迷恋。

对人来说，文字向来是被以为是一项可供人自豪的内容，毕竟人对“灵魂不朽”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执着，这种“习性”自古使然。用语言进行思维的表述是一件可谓畅快的事情，而此种畅快无关乎语言的内容。

我倒是对此有些迷惑：我之为文写作的目的何在呢？我是出于对失败意识的根深蒂固而自我刻意避求有所成就于是避重就轻地不愿有所结论（至少在自我主观的意义上得出）呢，还是我之作文的动机之初就存在着消解自我的成分，因为如前所述我对促使自己写作的东西依然不得明了，假如果真有些内容是带有某种预见性的必然之注定性的话，那么我是否可以于主观上逃脱对此应该有所负疚——迷茫其间，是一种身不由主的处境，就像一件对周围产生影响的事情，你在不知不觉间参与其间，从事情的开始到结束你自始至终处于自我明确与否无关紧要的随波逐流的心态下，但是周围的人都埋怨你，让你对此事情负责，你会做如何想？而我之所谓主观上逃脱，并非因我有“惯于逃避责任”的恶劣心理，恰恰相反我自以为还是善于担负的，但这担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让我明确之所以为我所担负的理由。

走笔至此，半个小时悄然流逝。我发现，在白天写东西就是写得快，姑且不论内容的稂莠如何，像这样篇幅的文字于晚上让我来写大概“不知不觉”的要写上一个多钟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白天写东西有一点让我烦不胜烦：我写东西最忌讳被打扰而拆断作文之“文思”，此“文思”一旦被拆断，再试图接续是很费些心血的，有时需要十几分钟才能断断续续地接承，有时确实思绪如风飘忽不定，就再也不能得到延续的了。这人过来问一句，那人楼下喊一声。呜呼！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由此我得一良法：而今而后，有需要赶制的文章可以拿到白天来做，但要找个少被打扰的所在和时刻。

阳光惠照，晴空万里，想来也是一个登高望远，临风起思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