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用细腻的笔触，按照时间顺序，从童年与青年、壮年、老年、流放岁月等不同阶段，为我们展现了苏东坡跌宕起伏、坎坷曲折却又不失快乐通透的一生。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能看到一个个性鲜明、多才多艺、可敬可爱的苏东坡，也能看到他面对挫折不屈不挠、乐观豁达的人生智慧。但由于林语堂对苏东坡过分的偏爱，也导致这本传记带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有时颇有偏颇。所以我又翻阅了李一冰所著的《《苏东坡传》和康震所写的《苏门三学子》，对苏东坡的一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想跟大家讲一讲作为凡夫俗子的苏东坡，他的小性情，他的小趣味，一个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的苏东坡，一个哪怕平凡琐碎，也不失温暖丰盈的苏东坡。
一、苏东坡的人生轨迹
苏东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他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优秀诗篇：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禁不住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我们在庐山里漫步时禁不住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禁不住用他的诗来宽慰自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我们在一个中秋的月夜，思念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我们也禁不住要吟唱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是什么成就了这样一个苏东坡，这就要从他的人生轨迹说起了。
（一）少年成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中期的公元1037年出生于四川眉山，1101年死于江苏常州，终年65岁。苏轼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大家，幼时的苏轼从小所接受的是严格而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轼的父亲苏洵对儿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苏轼六十多岁的时候，被朝廷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老头晚上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又变成小孩了，父亲监督自己在那儿读书呢，醒来之后，老苏写了一首诗，记录他这个梦，这诗说得好：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小时候自己太贪玩儿了，不知道读书，老爸监督着自己读书。有一天，父亲出去要办事，给他布置了一家庭作业，今天你必须得把《春秋》这部史书给我读完了，回来我得检查。苏轼看看那钟表，爸爸快回来了，《春秋》读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啊，肯定死翘翘了。这个胸口里头好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嘴上就好像那鱼咬了钩一样难受，你想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儿晚上做梦还梦见小时候被父亲严厉监督读书的情景。这个严厉不是表面的严厉，那是严厉到骨头里头了，在这样严厉的教育下，加上天赋异禀，年少的苏轼名扬眉州。
苏洵不但对苏轼文化知识的学习特别重视，也教他做人，他给儿子起名为“轼”，就是希望儿子象车上的小部件“轼”一样，不要那么显山露水，不要那么锋芒毕露。苏轼这辈子吃亏在两样事情上，一个是嘴巴；一个是手中的这杆笔，说得太多，写得太多，才华太高，得罪人太多，招人嫉恨。他的父亲实在是太了解自己这个儿子了。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取的卓然之气。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 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在仁宗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在参加考试的三百八十多人里名列前茅。考中之后，考生要修书一封，感谢恩师，苏轼也不例外，欧阳修读完苏轼的信后，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他甚至还对自己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之后，无人再谈论老夫”。欧阳修的推崇，让苏轼很快就名动京城。
（二）坎坷仕途
苏轼科场拔得头筹后，便步入了仕途。但才子苏东坡并不是一个老练圆滑的政客。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屡任地方官员，了解民生疾苦，多次上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他的想法与宋神宗不谋而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主持改革变法事宜，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朝廷之上，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展开政见之争，刚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可避免地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我们说苏轼对改革变法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反对派，为什么他反对改革变法呢？主要有三点：第一，苏轼向来认为朝政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制度，而不在于变革制度本身，体制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苏轼是反对改革变法的。但根据史料记载，苏轼并非是彻底的保守派，其实他也积极主张改革。可以说，在限制豪门权贵，实行富国强兵等政治大方向上，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不主张王安石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因此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元丰八年，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步步进阶，成了“帝师”，给小皇帝讲经，成了公认的文坛领袖。但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先后被贬往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苦难，来源于他对“初心”的坚持，苏轼十岁时就立志向先贤范滂学习，不畏强权，仁心爱民，为民牺牲，从此之后的五十年里，无论得意失意，无论荒野庙堂，他都从未忘记。在泥沙俱下的朝堂上，他始终不违本心，不为名利左右，承担着一次次的贬谪。外放杭州，他疏浚西湖，建设苏堤，政绩斐然；被贬黄州，他救助弃婴，清除恶俗 ；被贬惠州，他推广农具，改革税制；被贬海南，他教书育人，开化百姓。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爱民惜民的痕迹。
他这一生忠于自己，不违本心，是就是是，非便是非。苏东坡曾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大，而其志甚远也”。稍微遇到一点冒犯，就急着跳脚，要撸袖子干架的人，不算是勇敢。真正的勇者，遇事不慌，哪怕是受到侮辱，也能控制情绪，不与之争辩，这是因为他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苏东坡，是真正的勇者。
（三）东坡之死
苏东坡被海南儋州时已经六十二岁了，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条件十分艰苦，苏东坡给他的朋友程秀才的信里边说，海南这个地方哪，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换句话就是没有肉吃，没有地方住，没有朋友，得了病也没有医药，冬天没有炭来烧火，夏天也没有凉爽的泉水洗澡。就不是个宜居城市，距离宜居城市的距离非常远。在儋州的三年，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坏了。 等到徽宗即位后，朝廷大赦，苏轼复任常州，北归途中，由于长途跋涉，得了痢疾，病逝于江苏常州，终年六十六岁。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二、人人都爱苏东坡
中国的文人向来坚信，人的文章书法能直接反映出他的内心。一个人可能会在脸上堆出虚伪的微笑，在口里说出言不由衷的话语。但在他下笔之时，他的真实内心自然会随着墨迹喷薄出来。当王羲之于半醉间写下《兰亭序》、颜真卿在悲愤中涂抹《祭侄文稿》、李太白痛饮后长歌《将进酒》时，他们的作品必定是纯然出自心中，没有半点的扭曲和矫饰。从这些永恒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借机窥视那些伟大的心灵——比任何长篇大论的分析评论都直接、清晰的多。。
即使不举这些极端的例子，哪怕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想写出违逆自己内心的文章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点大部分人在写报告、做论文时都深有体会。只有顺着自己内心，把自己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时，才会感受到那种难以言喻的舒畅和快乐。
写文如此，读文亦然。我们是否喜欢一个作者，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只要看他的文字和内心是不是合你的口味就好了。喜欢不需要什么理由，恋爱如此，文学也是如此。有的人喜欢李白，那是因为他向往李白那种潇洒飞扬的心灵。有的人喜欢杜甫，那是因为他同样怀有忧国忧民的精神。男孩子大多喜欢金庸，是因为他们心里都有江湖夜雨、侠客之梦。女孩子喜欢琼瑶亦舒，是因为心里都有一位霸道总裁？
人的口味是各种各样的，不存在所有人都喜欢的菜式，更不存在所有人都喜欢的作者。而苏东坡却受到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喜爱，在中国文化的几乎每个领域都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痕迹。虽然已历经千百年，但大家对他的喜爱还是如此一致、如此真诚。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大概就是对苏东坡最好的诠释。
那么抛开政治不谈，作为普通人我们爱他什么呢？
（一）他是天纵奇才
季羡林先生在谈及苏轼时提到，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面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画，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词，它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林语堂是苏东坡的头号粉丝，他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可以说，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读苏轼的文章诗词，他的热烈，真挚，坦率，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惆怅叹息和开怀大笑，全都跃然纸上。闭上眼睛我似乎都能听到他生命脉搏跳动的声音。你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你看，他直来直去，性格火爆，苏东坡在《思堂记》里说：“心里有话就脱口而出，说出来就得罪人，不说出来自己就憋得难受。我认为宁可得罪人，也一定要说出来。”他“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不懂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想说就说，真诚洒脱。对待朋友，他一片真心，苏门六君子中的李方叔，生活困苦，苏轼二话不说便把朝廷赏赐的宝马送给他，让他卖掉补贴家用。对待妻子，他一片真情，妻子王弗死后，苏东坡为她种了3万棵松苗，把自己的相思化作3万棵万古常青的松树。对待兄弟，他更是性命相托，患难与共。苏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苏轼说：二十无朋俦，四海一子由。两人同进同退，一生友爱弥笃。苏东坡曾评价自己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他确实足够任性，人来人往，他始终是自顾自的模样。外面的热闹喧嚣，他浑然不觉，旁若无人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苏轼曾经对弟弟自夸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说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畅谈世间万事，下可以和村野乞丐把酒言欢，觉得这世上都是好人。 他不屑于带上假面具，以真面目示人，活得真实；以真性情交人，活得坦诚；以真感情对人，活得纯粹。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享受远山长天的辽阔与富足，而不必困于一隅，谨慎畏缩。我们喜欢他，是因为我们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
（三）他是一个豁达的人
苏轼生性豁达，能屈能伸，身处顺境，他能享受最好的，能讲究。身处逆境，他能承受最坏的，能将就。当他从炙手可热的苏大学士被贬到黄州，从云入泥，心理落差之大，外人着实无法想象。因为生活拮据，他不得不开垦荒地，自己种粮食吃，建筑房屋、自己打井、移栽树苗，筑造水坝，俨然老农一般。他写道：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但是，他却并没有被生活打倒。他很快接受了现实，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农夫。他觉得自己像当年避世隐居的陶渊明，他甚至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编成一首歌，然后教给一起耕作的农人来唱，他自己拿着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大家一起唱，一时间，山野之中到处是欢声笑语。宋朝的肉食，主要是牛羊肉，而猪肉则为下品，在黄州，因为甚是贫穷，苏轼根本买不起羊肉，没办法，他只能选择吃猪肉。他说：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他煞费苦心，开发了新的做法，他饶有兴趣的写下《猪肉颂》：
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苏轼诗词绘画无一不精，在艺术上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曾经的苏轼，写诗作文一定要匹配最好的砚台，他在这方面的讲究也是当时大部分文人不能比的，可他被放逐海南后，砚台大多都已经遗失，他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书房也没有，很多书都只能靠他自己手抄，当地又闷又热，他经常汗流浃背地抄书，一抄就是大半天，汗水浸透衣裳，他也毫不在乎。他能用最好的砚台，却也能用最坏的书房。在他离开海南不久，海南的姜唐佐就举乡贡，苏轼兴奋地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对于一个蛮荒之地，完成了科举的零突破，确实称得上是“破天荒”了，时至今日，海南依然留存着东坡村、东坡井、东坡路、东坡帽甚至还有东坡话。海南人一直把苏东坡当成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
这就是苏轼！他可以是挥毫泼墨名动京城的苏学士，也可以是早起晚归，扶犁耕田的东坡居士。能在京城享受羊肉，也能在黄州做他的猪肉。他能对砚台精益求精，却也能在简陋的书房完成对海南的文化开拓。他能享受命运的馈赠，也能承担命运的打击，无论好的坏的，他都能变成生命里的风景。这大概就是苏轼的魅力吧。
（四）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纵观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九死一生。但他仍活得热烈而快乐。晚年被放逐岭南，也写下"却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以放逐客身份来到荒凉之地黄州时，他看到的却尽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一个可爱的人，一颗有力量的心，他看到的永远是他想看到的东西。因此命运给他的，皆是他所求。因为他如此可爱，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永远如此可爱。看见他，我总会想起香港TVB里最经典的那句台词：“做人捏，最重要就是开心。”他总能给我们惊喜，他爱吃，自嘲一生为嘴而忙；他爱损人，他有个朋友叫陈季常，有点惧内。东坡生性豪放，常来找季常喝酒，有时还带歌妓来喝花酒，这就惹得陈妻不开心了，常常用木棍敲打墙壁，惹众人尴尬。有次东坡找季常聊天，一直谈到深夜不眠，陈妻受不了，就突然呵斥，吓得季常柱杖都抓不稳，也打断了他们的聊天。回来后，东坡就打趣这位朋友：“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吼由此风靡； 他也追星，他特别仰慕韩愈，经常把自己和韩愈对比，他在日记里写：“退之平生多得谤誉。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我看韩愈的日记，发现他是摩羯座的。而我也是摩羯座。我俩都很命苦。这说明摩羯座不是什么好星座。）
中国文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自古都活得沉闷克制。只有苏东坡是个异数，他像个快乐的大男孩，在众人不苟言笑时，也能哈哈大笑。
读过那么多东坡词，我最喜欢的一句词还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再多的天赋异禀、洒脱旷达，他也不过是有血有肉的凡人，我喜爱他也正是因为他烟尘气的一面。他的人格注定是人类群星中闪耀的那一颗。每想到世间曾经有一个这样伟大而温暖的灵魂生活过，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苏东坡用他的文，他的行，他的人，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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