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没了,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大家唯利是图;宁静没了,广告、电视、电影带来的文字蝗虫,让人逃无可逃;讽刺精神没了,大众的态度唯一正确;自由的目光没了,市场化的媒体在讨好我们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目光;温暖没了,周围所见,不论人和物,冰冷无比;安全感没了,孤独无助,逼迫城市中人不得不躲进小楼,人与人之间被钢筋水泥横加阻隔。
以上便是德国作家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的《单行道》(又译为《单向街》)一书中所揭露的现代人的悲惨状况。90多年过去了,情况好像没有好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哭笑不得的世间,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本雅明自处的方式是游荡。他说,大多数人在爱情中寻找永恒的故乡,另一些人,虽然很少,寻找的却是永恒的旅行。这很少的一些人,便包括本雅明,他抨击当时欧洲的住房紧张和交通控制消灭了欧洲自由的标志——自由迁徙。自由迁徙怎么成了欧洲自由的标志?中国人似乎不觉得自由迁徙有那么重要,相反,他们近乎疯狂地执着于买房,只想有个安稳的窝,定居在一个地方,有份工作养家糊口,父母官不要来故意找茬,发现父母官做得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批评批评,让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已经是自由的最佳状态了。自由迁徙?似乎没什么必要。
真是这样吗?自由迁徙,意味着新的眼界新的见识新的体验,各地的最强大脑更容易遇见彼此,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这是创新之源。本雅明本人便游荡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苏联。当然,法国巴黎是本雅明的最爱。这就牵涉到游荡的两种意义,一是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心灵,二是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地东逛西逛,仔仔细细去品味各处的细微美好,本雅明便是以这样的方式享受巴黎。阿伦特说,闲荡、游手好闲、漫游,基本是社会渣滓干的事情,别的城市一般不太欢迎这些渣滓这些行为,巴黎却邀请大家来做这样的事情,于是这个城市成了无需谋生、不思就业、无所企求的人的乐园。
巴黎似乎便是堕落、颓废之人的乐园。本雅明是不是堕落,不太清楚,至少他是颓废的。苏珊·桑塔格一篇著名文章《在土星的标志下》就是分析本雅明的抑郁寡欢,按占星术的说法,他是受了土星的影响,变得漠然、犹豫、迟钝,时常表现出深刻的悲伤。这样的人干不了正式的工作,他坚定地选择做自由撰稿人。我们周围所谓的自由撰稿人,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基本是市场的奴隶。本雅明是绝对自由的,从他写的书里,大老粗得不到快乐,文艺青年寻不着可以显摆的资本,严肃的学者体会不了思辨的乐趣,因为看不到系统的说理。本雅明只为他自己而写,写得极其认真辛苦,感觉他希望把文章的每句话都写成隽永的格言。
游荡和读书写作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仅仅读书而不游荡,写出的文字感受不到大地和生命的味道,仅仅游荡而不读书,写出的东西极有可能像普通人所拍的旅游照片,真实而贫乏。游荡者就像本雅明笔下“不爱整齐的孩子”,追逐着有趣的妖魔鬼怪,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中嗅着它们的足迹,孩子不认识什么永恒的东西,凡是碰到的,都是命中注定,他们不欢迎别人宣讲有用没用、优劣、美丑、好坏的通常区分。游荡者到底能在寻常事物中发现什么有趣的妖魔鬼怪呢?比如本雅明在谈论佛罗伦萨的浸礼堂时,他说,在装饰精美的大门上有一尊“斯佩斯”(罗马神话中的希望之神)雕像,她坐着,无可奈何地举起双臂,伸向一个她永远够不到的果实。尽管如此,她却是有翅膀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了。虽然这只是简单描述一尊雕像,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哲学意味。
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便说,本雅明特别善于发现有意义的细节、思想和世界中的新鲜因素、非常规的个别事物。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不过有时候可能成为累赘,比如读到《单行道》中谈邮票的文章,文章对邮票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足足写了五页多文字,也许是笔者愚钝,真没读出这么多文字的韵味。当然,本雅明这种天赋能力更多是给我们惊喜。布洛赫的说法,又揭示了游荡的另一层意义,游荡不仅是在巴黎这样的地方无目的闲逛,也是在各种思想观念之间不断穿梭,不会盲目信仰某种“主义”。
有些人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成了黑格尔主义者,有些人研究柏拉图的著作,成了柏拉图主义者,黑格尔或者柏拉图就成了这些人思想上的故乡。本雅明说,天生的闲逛者害怕与故土接触,谁不让他们饮故乡的苦酒,他们就去找谁。这里的故乡也可以理解成思想上的故乡,闲逛者拒绝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之类的“某某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依恋黑格尔思想,任何依恋都是盲目的、不诚实的。读了黑格尔著作的人都会惊叹于他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也会惊叹于他的不诚实,非得让概念的推演符合他的辩证法公式。本雅明不会认可这种牵强附会的推演。纯概念的推演、论证,他也没有兴趣,因为太不接地气了。比如,他不会直接谈论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分别有什么特点,也不会分析奴隶主阶级最后为什么会消亡,他的问题是,我们真正知道这两个对立阶级的真相吗?与其抽象谈论这两个阶级,不如读读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历史》。读完《历史》之后,再来抽象谈论,阶级的含义也许更加丰富,甚至需要重大修正。
总之,本雅明之所以不相信任何“主义”,是因为对于他所钟爱的事实细节,“主义”很多时候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会粗暴忽略。阿伦特认为本雅明钟爱事实细节就是在回到本真状态,这种思想有待于法国的存在主义者来大力发展。存在主义依然是一种主义,拒绝“主义”的本雅明会认为别人把自己的思想发展成存在主义是合情合理的吗?
存在主义的一个口号是“现象先于本质”,笛卡尔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理性,尼采觉得人的本质在于超人的创造和奴隶的服从,存在主义者反对给他们事先贴上理性或者创造的标签,他们强调他们首先是他们自己,自己的本真状态具体而生动,不是什么本质或者概念可以概括,他们自己现在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不断创造新的自己。这样的说法似乎很积极向上,就像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所说,西西弗推石头上山,明知道推到山顶石头注定要滚下来,却依然坚持推着石头,永不放弃,存在主义者明知道生活没什么意义,世界很荒谬,却坚持为生活创造新的意义。他们反对传统强加的任何东西,只想活出自己,这样张扬个性可能成为好人,也可能变为恶魔。存在主义者太自负了,总觉得仅凭自己就能赋予生活以意义,和他们这样的人沟通会很累,他们惯于怀疑一切共识和传统,会让人感觉没有人情味。所以读了加缪、萨特这些存在主义作家的文艺作品,可能整个人都会不好了。本雅明常识感便强好多,他怀念传统社会存在的信任、宁静、温暖、安全感等等可贵的东西,虽然现代社会,这些可贵的东西或多或少都逝去了,不能因为逝去,我们就彻底否定曾经存在过的这些美好,就像存在主义者固执地认定世界是荒谬的,我们人类被抛在这样的世界,注定是悲惨的。只要我们对传统美好的东西保持着信念,也许就能发现或创造当下的美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存在主义的中心是“人”,人周围的万事万物本无意义,是人赋予了它们意义。石头本来只是默默待在山脚下,当西西弗把推石头上山当成了人生的事业,石头便有了相当的意义。存在主义者依然是唯我独尊的,他们如果发现利用某种自然之物可以让生活更有意义,可能会尽可能把这种自然物全部占为己有。本雅明要谦卑得多,他觉得敬畏自然是必需的,接受自然的恩赐,不可贪心不足,否则到最后可能一无所有。他特别欣赏古典时代人们陶醉于和宇宙的交往,这种陶醉有些“天人合一”的感觉,宇宙万物和古典时代的人们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只有抱着欣赏、敬畏而非功利的态度,宇宙外物才会生发出别样的光辉。
这又和闲逛联系上了,闲逛者没有想到去利用周围的一切,只是随便看看,看到有意思的东西,会心一笑,本雅明是迅速将其记到笔记本上,成为以后写作的材料。《单行道》中不少段落看上去就像平时笔记的摘录。
本雅明如此热衷于闲逛,到底得到什么呢?他哀叹现代人失去了信任、宁静、讽刺精神、自由的目光、温暖、安全感,那么闲逛帮他争回些什么呢?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些许的宁静、高超的讽刺和自由的目光,可是信任、温暖、安全感这些需要他人配合才会拥有的东西,抑郁寡欢的本雅明似乎没办法得到,他抱怨说,人们已经不期望从身边的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人是靠不住了,物呢?
唐诺先生在《唯物者本雅明》中说,本雅明的唯物就是恋物癖,疯狂收集书籍、玩具、邮票、明信片等等,收集来的东西随便乱放,随便乱放是不是对物的不尊重?不是。按照阿伦特的想法,把物放置整齐其实是强行让物符合人的秩序标准,这是对物的极大束缚,唯有乱放,才是对物的拯救,给物自由。
阿伦特这种从本雅明的不爱被束缚联想到他希望自己收集的东西也不要受束缚,不无道理。我们倒是觉得本雅明从收集来的书籍、邮票等等物件那里可以得到从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比如信任,因为物始终如一,比如温暖,因为恋物永远不会被拒绝,比如安全感,即使原来收集的东西丢了,依然可以找到新的,不必害怕永远失去。而且,收集物件不一定非得把东西放到自己的房间里,放到自己的心里,也是一种收集,本雅明在巴黎不断故地重游,其实就是在品味自己所收集的巴黎。
书籍也好,邮票也好,巴黎也好,都是本雅明的收藏品,我们不会因为本雅明收藏了这些,便说他是个穷人或者富人,只会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拥有了某些东西便觉得幸福,这是最重要的,这和贫富无关。本雅明哀叹,现在拥有昂贵的东西才幸福,只拥有廉价物品的人是苦命的穷光蛋,对贫与富的高贵的漠视,荡然无存了。他以实际行动在对抗这种庸俗的大趋势。他的游荡,就是广义上的收藏,在游荡的过程中,他收藏了温暖、信任、有趣、深刻等等他灵魂深处所需要的东西。
游荡,在本雅明那里,就是回家,回到灵魂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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