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原作者文献的阅读和整理，原文版权归属作者本人）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女性高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说明女性高管影响公司的领导风格和决策过程，从而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不对称性影响。此外，监管强度调节了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一)研究背景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古代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家长作风和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女性扮演的是从属的角色。然而，随着中国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国女性在当代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考虑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超过13亿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情境下探讨女性高管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二)研究理论和假设
1、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
临界点理论：组织内部的少数派达到一定规模时，将会对组织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女性高管一旦其比例超过临界值，就有可能影响到公司行为。
女性与男性的领导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女性的领导风格偏向于“民主参与型”，而男性领导风格倾向于“独裁命令型”。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性别特质更加符合“民主参与型”领导风格的标准，强调领导应与下属亲密无间，决策由大家共同讨论制定。基于上述分析，当女性高管的比例较低时，公司领导风格由男性高管主导，且通常采用独裁、命令式的领导方式。进一步，低比例的女性高管往往无法获得充分的话语权，难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理性选择迎合、顺应和忍受“独裁命令型”的领导风格。此外，因为男性高管较女性高管更容易因为利己动机而进行盈余操纵，而女性高管具有跟随男性高管决定的倾向，所以使得盈余操作的阻力随着女性比例的增加而逐渐减小。但根据临界点理论，当女性高管比例达到临界值后，公司领导风格转向民主型，且女性高管比例越高、民主程度越高。鉴于女性道德层面的水准更高 ，所以高比例的女性高管有助于强化监督，此时的女性高管将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假设1：女性高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2、外部监管强度的调节作用
公司与监管中心的地理近邻性可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因为地理位置的邻近性可以减少监督成本，便于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另外，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据此推测，外部监管强度可调节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的倒U型关系: 公司与监管中心的邻近性可增强外部监管，进而调节女性高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假设2：外部监管调节了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1) 基于CSMAＲ数据库，我们计算了公司的盈余管理变量DA和女性高管比例。(2)手工搜集了监管中心和每个上市公司的地址经纬度，手工计算每个上市公司地址到三个监管中心距离均值的倒数。(3) 变量BIG4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4) 市场化指数MKT，来自樊纲等 (2011)。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自CSMAＲ数据库。
样本筛选: (1) 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 (2) 剔除上市不到一年的公司; (3) 剔除ST、*ST或者PT的公司; (4) 剔除交叉上市公司; (5) 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本文的研究样本包含10337个观测值，涵盖了1437个A股上市公司。为减少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
(2)变量设计
1)因变量：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DA—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纵应计
2)自变量：女性高管比例
女性高管比例WMR= 公司女性高管人数/全部高管人数
3)调节变量：外部监管
ＲEGLIST为监管强度—公司与三个监管中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交所和深交所) 距离均值的倒数 (×1000)
4)控制变量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变量BIG4和审计师年限变量TENUＲE; 外部监管机制变量: 分析师关注ANALYST，机构持股比例INSTSHＲ和市场化进程MKT; 公司的分部数目变量LNBGS(等于公司的业务分部、产品分部和地区分部之和减2，取自然对数)，成长性变量CHGSALES和BTM(分别以销售收入的增加额除以期初资产，和公司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之比衡量); 财务困境变量MZ(若Altman(1968) 的Z得分小于1. 80则赋值为2，若Z得分大于1. 80且小于3. 00，则赋值为1，若Z得分大于3. 00则赋值为0) 和权益发行变量ISSUE(若公司过去3年发行的债券和股票超过总资产的5%则 赋 值 为1，否 则 为0); 滞 后 一 期 的 总 应 计LAGACCＲ; 公司治理变量: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ＲST，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变量DUAL，独董比例 (INDＲ)管理层持股比例MANSHＲ和董事会规模BOAＲD; 公司特征变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OCF，总资产收益率ＲOA，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和最终控制人性质STATE。
5)盈余管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采用其他盈余管理的度量方法对因变量的稳健性进行测 试。DA_△CF(DA_ＲET) 是 根 据Ball and Shivakumar(2006) 的扩展的Jones模型计算，考虑了经营现金流的变化 (市场收益)。DA_PMADJ是根据Kothari etal．(2005) 计算的业绩配对的可操纵应计。ＲM为真实盈余管理，用超额经营活动现金流和超额管理费用之和的相反数衡量 (Zang，2011)。
6)内生性测试
采用8个外生变量以估计女性高管的比例。具体包括，公司年限 (LISTAGE)，公司股价的波动程度 (SD)，非执行董事比例 (NONEXEDＲ)，公司经营涉及的行业数目 (NUMIND)，年收益率 (ＲET)，市场收益率 (MAＲＲET)，各行业中女性工作人数比例 (FEMALE)，以及人均GDP(GDP_ PC)。
(四)进一步研究
1) 考虑不同女性高管类型
结果表明，女性董事和监事、女性管理层均与盈余管理成倒U型关系; 但监管强度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女性董事和监事与盈余管理之间。
2) 考虑业务复杂度和信息透明度的检验
在高业务复杂度的样本和高透明度的样本中，女性高管、监管强度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变量均不显著。然而，在低业务复杂度的样本和低透明度的样本中，假设1和假设2均成立。
3) 考虑最终控制人性质的检验
结果表明在国有公司的样本中，假设1和假设2是成立的。但是在非国有公司样本中，假设1和假设2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四)研究结论
实证研究发现了女性高管和盈余管理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进一步发现监管强度对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有调节效应。
(五)研究的主要贡献
①可以丰富女性高管领域的文献、拓展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
②本文的发现拓展了现有文献，为后续研究女性高管与公司行为间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基础。
③揭示了监管强度作为外部监督机制与女性高管 (内部治理机制) 对公司行为的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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