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与之前很多人纠结的“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源于古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这个问题有些类同。
今天早晨听书的时候突然有所感思，与大家分享一下。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无数的理性经济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进行各种各样的生产、贸易工作，利己的同时利他，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所在。
这决定了市场经济容易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竞争、各自为政，而不是大一统。市场经济更容易在一个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的环境中孕育出来，而不是一个集权的环境。
从欧洲金融历史看，11世纪圣殿骑士团这个原本用来保护到耶路撒冷朝圣者的武装集团，立足充分的暴力能力建立起来的客商安保服务，在尝到丰厚甜头后，开始向客商提供远程金融兑现服务，再到后来“海上马车夫”荷兰商品经济机制诸如股票市场、股份制公司、期货交易和银行等的出现，客观上与本就分权而治的欧洲诸国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依托分权政治、分散经济决策而建立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
与欧洲类同，美国建国时十三个联邦州也因为分散、制衡的政治权力而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这个在秦汉以来统一货币、文字和政治权力的集权政治制度土壤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到了宋朝以后，伴随地方势力的瓦解，平民无法与中央集权博弈，致使中华帝国长期处于一种高度集权的状态。
高度集权，无论是盐铁这样的稀缺品还是货币，都体现出高度的国家垄断和中央集权特征，甚至成为一种主流思想文化。这与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大相径庭，截然相反。
商品经济在中华帝国一直没能发育起来，此时看大概与此相关吧。
再深入一点看，你会发现，欧美国家因政治权力与分散决策经济机制的天然契合，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还通过商品经济这种平民经济的发展培育和健全了民间信用体系，促使了契约社会的形成、民法典的发育、完善，形成了公民社会。
而东方古中国长期以来的高度集权，导致统治者可以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汲取丰厚的财税资源，进而在思想层面对分权、分散决策这样思想是有着天然的排斥和敌意。商品经济无法在这种环境中集聚力量发展起来，也无法经过长期的发展孕育出成熟的民间信用体系，无法促使契约社会的形成和民事法律等规范经济秩序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被限制于农业等简单生产层面的中国帝国劳苦大众，一旦遭遇上位者的横征暴敛或者天灾人祸，就会出现因为技术、劳动生产率和贸易低下而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成为流民，导致政权岌岌可危，把帝国推上革命的边缘，步入历史周期律，循环往复、反复碾压。
市场经济的缺失，对中华帝国而言，历史地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软肋。而这种缺失也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因王朝更迭过于频繁而无法积聚财富、无缘工业技术革命的勤劳而不富有的民族。
假如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起来，民间的信用体系由脆弱走向坚强，民法制度体系保护下的复杂经济关系只要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民众财产和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而不被权贵、盗匪轻易剥夺，民众吃喝不愁，一个可能比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橄榄型”社会更为优越的中华帝国稳定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东方大地上。
这样的社会一旦出现、成型，将彻底改变中华帝国的历史走向。以往简单生产型农业社会中出现的诸多历史规律将不再发生作用，包括王朝周期律，即便有也会被极大地削弱。
从这个角度看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屈辱史，你会发现，西方入侵带来的绝非仅仅是器物制造能力的提升和对外开放理念的普及，更为关键的是对整个经济社会运作机制和人的全面重塑。这其中包括市场机制、法治思维等中华帝国长期的不足之处。
而这些不足的弥补从改革开放快四十年才出台民法典来看，并非易事。不同的权力架构固然与历史、地缘有关，但更与人有关。改革发展必须与人的理念转变、素养提升同步才能收到既定效果。民间经济社会运作体系的全面重塑可以快，但民众社会心理的转变却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甚至是几代人。
这个急不来。
国家改革一直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其背后的良苦用心，我略有体味；市场经济为什么发源于西方欧美国家而不是东方中华帝国，我有些理解了；而，西学东渐、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发展，我也理解的更深刻一些了。
有了这些理解，干任何工作，我都不着急了。
慢慢来，稳扎稳打，夯实基础，一件接着一件办，就好。与帝国一样，人的成长，也急不来，知耻而后勇，补足短板，打牢地基，才能行稳致远。
愿与诸君共勉。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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