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的由来
奥尔森对于政府的由来,有一个的“土匪理论”。其意不在历史的真实,而在于突出政府的某种性质。
很久以前,在政府还不存在的年代,一帮土匪四处打家劫舍,掠夺百姓的收获。
这种恶事干多了之后,他们渐渐发现这么搞下去效益很低,因为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最终也只会累得他们自己所得不丰,“发展”不可持续。
于是他们转变活动形态,由流寇变成坐寇,每年又在一定时间固定下山,每次只拿一定比例的收成,就像收“保护费”一样。
如此一来,老百姓勉强算得上安居乐业,有心情劳动,有意愿卖力,而匪帮的收入也就有保证、可估算了。
不止如此,土匪们现在还明确了地盘观念,晓得“保护”百姓,不让来自其他地方的匪徒侵入,不使肥水外流。
久而久之,坐寇成了政府,保护费成了税收,地盘变成国土,防止对手分羹就叫做国防,独占地盘叫独裁,轮流坐庄就是民主。
二,掠夺者的内部矛盾
无政府主义传统把政府视为掠夺者的(而非把政府看成保护者的传统),其实不管什么政府,都会有发展出促进经济民生的倾向,因为只有被掠夺者肥了,掠夺者才能拿到更多好处。
然而,政府(“匪帮”)也有它内在结构的问题,随着其规模扩大,这些内在问题也会愈形激烈,甚至说不定会反过来破坏其持续稳定掠夺的根本目标。
有些学者便用类似的模型,去理解部分非洲国家老是治不好腐败并且越治越动荡的情况。
因为匪帮也是个小社会,有它的尊卑层级,有它的高低阶序,小弟肯给老大出力,是因为老大愿意和他分赃;老大为了赢得小弟的尊称,就要对小弟们偶尔的过度掠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套在一个贪腐政权上来讲,那就是老大分大成是肯定的,小弟们同样也得有自己一份,甚至不时干些欺上瞒下的多余坏事。
比如,上头叫你去民间搜刮粮食,你不只是搜足有余,还顺便欺辱一下良民,强奸一下民女。
遇上这种情况,老大通常不愿意多管,而是将它当成送给下头的红利;对下头来说,这则是大伙心照不宣的默契,不妨称作“潜规则”。
问题是匪帮的规模可能扩大,正如一切官僚机构皆有其不可遏止的膨胀倾向一样,要是所治地盘发展得好,油水日益丰盛,想要加入匪群当小弟的人便会变得更多。
匪群一旦扩张到某个规模,一层层的重担就会都压到底下真正劳作的百姓头上了。到最后,这些被剥夺者要不是找路外逃,就是无心工作,结果竟然跟一开始流寇四窜的状态一样。
这就像当年电影《建党大业》里头蒋介石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反腐就要亡党,不反腐就要亡国。”
三、柬埔寨匪群的主要目标——中国人
按照历史传统,朝代的颠覆往往是由于掠夺者的内部过度膨胀,匪帮灭绝式地掠夺社会资源,底层民众无法生存,整个社会平衡坍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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