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个从轶事衍生出来的段子。
这事的原型，在《明武宗实录》的刘大夏的小传里就有记载：
太监汪直怙宠贪功，谋取交址。有旨检永乐间征调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寝。
所谓征调故事，应该是指征集兵力、粮草、军械等等物资的档案。此事肯定是由兵部经手的，所以会在兵部留下档案，是在情理之中的。名臣林俊给刘大夏写的神道碑里，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明这个故事必然是经过刘大夏的家人认可的，甚至就是他们流传出来的。《明史》里有进一步的发挥，我没查，不知道它的史源究竟是什么：
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
刘大夏藏匿永乐朝征伐安南的档案这事儿，虽然我也没见过旁证，但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当时黎朝的黎圣宗进攻老挝，老挝国王名义上是明朝的土司，把这事闹到明廷，有个小文官被派去查探，回来后请求讨伐安南，但他所提供的理由，完全是朝廷从宣德弃交以来一直默认的情况，结果激怒了皇帝和兵部，被下了锦衣卫狱。此事在成化十八年，余子俊在兵部是十三到十九年，时间上相合。所谓汪直想借机讨伐安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传闻。
《明宪宗实录》卷226，成化十八年四月辛酉条：
行人司行人王勉下锦衣卫狱。先是，勉奉命广西等处勘处安南事情。既还，上言：“安南国王黎灏久蓄不臣之心，僣立年号，擅兴征伐，请兵往正其罪。”事下兵部，以勉希求进用、引启边衅，当治罪。从之。
刘大夏死于正德十一年，他藏匿档案的故事在嘉靖初年已进入了国史。而在晚明时期，却出现了刘大夏藏匿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档案的说法。这一说法一般认为首次出现于万历二年成书的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
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无哉！”
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实际上早就有学者王宏凯、苏万祥撰文质疑此说。“水程”如果是航海图、路线记载一类的东西，应该收藏在职方司，车驾司郎中乱入已经是个槽点了。项忠在兵部当尚书，是成化十年（1474）到十三年的事，到《殊域周咨录》面世的万历二年（1575）已过百年，时间悬隔，况且此事又涉及机密，当然不能直接采信。况且这个故事和刘大夏藏匿安南用兵档案的情节十分相似，显然有承袭关系。很可能在西人东渐、由走私海贸引发倭寇战争、最终导向整饬海防后的隆庆开边的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郑和下西洋的事件重新进入人们视野，与早已流传的刘大夏藏档案故事结合，把永乐年间的征伐安南变成了郑和下西洋。
事实上只要想一想，也会觉得“藏匿郑和水程”这件事并不足信。如果说征伐安南的征调兵马、物资的数目属于机密，兵部以外都不会有，那还罢了。郑和下西洋并不是进入无人区，他的航路图难道会是一种一旦焚毁就无法再次搞清楚的东西？不老泉航海图？指向卢克·斯盖沃克的修炼场所吗？
明代除了嘉靖闭关的一段时间外，由宦官监管的广州市舶司一直开放，接待南洋各国的朝贡使节，并与使节的“随员”也就是一般商人们在广州展开贸易。特别是成化年间，正是广州市舶司太监韦眷频频上贡珍宝、颇为得宠的年代。宪宗如果想恢复派遣西洋的船队，根本不用去兵部查什么水程档案，因为这件事本来在永乐时期就不是由兵部主持的，而是由两个宦官直接带水军各卫人员出海的，兵部也未必有多少档案。宪宗只要让广州市舶司去问问那些满剌加、苏门答腊、暹罗各国来朝的使节怎么回家不就好了！况且当时未必没有能往返西洋的中国商人，通过市舶司去查访也方便的多，为什么要去装模作样的问兵部呢？
（今人标注过的郑和航海图局部。此图是把船行左右的显著目标画成对景图，以便于识别的，所以看起来会是长长的一条河流。）
www.huaxia.com/zt/whbl/05-047/2005/00340025.html
况且，直接记载郑和船队路线的《郑和航海图》，是千真万确地存留于世的。晚明从戎文人、关宁军将领茅元仪编纂《武备志》，将其公开出版。虚无缥缈的“焚毁”，和白纸黑字的地图，哪一个更有说服力呢？
不过，这些分析毕竟还需要一点儿明代背景知识，但故事情节的过于相似，其实是更容易发现的。刘大夏并不是一个特别冷僻的人物，有些人连随手可搜的《明史》甚至百度百科都不肯查，就赶紧跑来念叨什么“文官集团”啊、“禁海贸”啊之类陈词滥调……真是够了。还是多读读书吧。附上陈学霖先生文章一篇：
www.cuhk.edu.hk/ics/journal/articles/v48p1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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