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困惑，但它却隐指自1989年以后，由文化批判向政治体制批判挺进的制度改造运动的发展受阻后，学界对“政治”无能为力转而通过对“三农” 问题的“宏大关怀”， 从而传递出更多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的喃喃呓语。回往1980年代初，政治学，同法学、社会学一样，通过“恢复” 而登上舞台。一时间，在政治现代化的名义下，政治学在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远在法学、社会学之上，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学和法学照样“大展宏图”， 而政治学却“一落千丈”—— 从1980年代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转而这一结构的底层和边缘地带——“三农” 问题，当然，在方法上也尝试着与国际接轨。在当时，这种学术上的替代和移情，是相当普遍的。然而，“学者们”，在意识形态控制依然相当强的语境下，很难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且理论总落后于现实。
本文拟抛开那些同“国际接轨” 的政治分析“范式”， 仅仅基于“三农” 问题，对近现代中国政治作一简要分析，作为《“三农”问题的化解：现代、后现代抑或他途》一文的补充。
一
在本文中这所说的近现代的“现”， 也可以说是当代——指1949年以后共和国时期。
我们先返到近现代的历史原点。近现代中国从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走来。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傅军，《富国之道》的统计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据此，中国的近现代史不是从鸦片战争倒旗失败走来，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应该是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历史原点。
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国家政治自组织还是那个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更为详细的内容可参阅《宪政：痴人说梦自阻前途抑或摆脱危机的最佳选择》，“左右”笫三十五文第六、七部分）。
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外，还存有社会的自组织体系——个体经济（农户经济）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自组织与选择的结果——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的傍边，还躺着一个村庄单元社会，也就是说中央皇权以县为单元，县以下基本上接近自治体。中国的小农和地主经济的基本形式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結合，男耕女织，以织助耕。若干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定居在一起组成村庄。村庄各户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宗法关系，往往是一个同姓家族繁衍的结果。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村庄经济具有内部坚固的结构，几乎不为政治风暴所触动。村庄的生产单位是家庭，宗法关系是联结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性，始终从属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中国的村庄是政治统治的经线与宗法关系纬线上的一个纽结，在县以下的乡村又处于高度的自组织状态。
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的乡村 景观，虽够不上雄伟壮观的画卷，但村庄依山傍水，在树木掩映之中早晚炊烟缭绕，宜情宜神, 悠然自在。生活生产方式也简简单单，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可以自己在乡村范围内生产，唯一需要仰给于外界的只有盐与铁；当一个家庭的子女长大结婚后，就实行析产分家，各白再建立一个相同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单位。然而，平静的简简单单的乡村也蕴藏着“生机”—— 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这些“现代” 要素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在中国农村一直十分活跃，农民也亨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七匠八匠）的自由。
相对而言，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中国的“政治人”可能由于存在一个在科举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体系（体现中国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可能比西方更具有“民主”（ 民主有权力所有层次与参与层次，这里对比的是参与层次） 的国家与社会；而大多数非“政治人”—— 农民，又可能是一个比西方更具有“自由”的国家与社会。这里可以引出以下二点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无疑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马关条約》（1895年4月17日）之前，中国有一个30来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大框架中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这期间，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成为曰不落的帝国；曰本明治维新走向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期间，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強了美国的统一了；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外行帝国主义的，主要是英、俄、法三国，之后添加了美、德、意三国，日本是后来居上；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通过“民主”、 “自由”、“ 宪政” 而走向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中国是在“全球第一” 而且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具现代化政治因素条件下开始近现代化过程的， 在中国为什么会偏离“民主”、“自由”、“ 宪政” 的轨道， 或者说，这些为什么老是成为人们梦想中的东西？
第二，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历史上的中国是如此，而在近现代化过程也得到空前绝后的暴露；清皇朝兴于山海关之外的地方权力，可以说是兴于地方权力亡于地方权力；孙中山自光绪二十一年起事于广州起，历次运动都遭受镇压；辛亥八月，以川咢湘粤四省保路为导火线，在武昌的革命之举，孙中山并没有参与“领导”；而长沙、九江、西安、太原、云南、南昌、上海、苏州、杭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山东、四川、甘肃等十七个地方权力独立联合轰倒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现象，可能中国是自秦以来的第一次（以往地方权力上升为中央权力都是通过战争实现，唯独这次通过和平实现权力转移）！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兴于地方权力——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地方权力——再现历史上地方权力通过战争上升为中央权力的历史一幕；至于农民起义争夺中央政府权力，在近现代化过程也愈演愈烈，如，1850-1865十五年的“太平天国”， 又如1927-1949二十二年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近现代化过程再现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惊人相似的一幕；现在要问的是，褪去“民主”、 “自由”、“ 宪政” 最现代的外衣，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经历的三届国家中央政府，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是否是同一个“国家”—— 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
二
看来，近现代及当代中国政治分析中最为短缺的一项是，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遗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短缺，也就不明白现代中国政治究竟是更“传统化” 了还是“现代化” 了？
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
但实际看到的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黑白分明的风景线是都市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与农村停滞。
按照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走了一条牺性农业利益的道路——农业与工业关系成为工业优先的“一方先于一方” 或“一方优于一方” 的非协调的介入型关系；与之相应的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如，多数西方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贵族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和政治力量。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确是向着世界近现代文明汇流。但中国农村的停滞并不象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取得统治地位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象西方那样，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的停滞是再现了朝代后期的衰落景象。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工业化加速了这一衰落进程。如同每一个朝代一祥，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包括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等要素，促进着朝代的中兴，也如同每一个朝代后期一祥，这些要素也反过来迅速瓦解着王朝。按照曰本的经验，豪绅地主阶层在19世纪后期，产生了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 中国的豪绅地主阶层在近现代衰落过程，除了不再受传统政治和道德法令约束，实行最野蛮的剥削外，就是把农民推向更为穷困的境地。当豪绅地主不再是原来的帝国制度的社会基础时，产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近现代化过程：没有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现代化精英”， 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使政治和军亊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看似相分离独立，实则互为一体不独立；支配社会和经济的政治权力看似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实际上又不独立于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不论那一个阶级或者任何一股民主势力都不足以“树立” 国家。在近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遗产有两项：
第一，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是同一个“国家”！？
第二，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社会阶级利益并不足以构成近现代政党的“生命”， 相反，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依托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这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国家政治自组织运行的一个新特征，而且也是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特征。
这里需要对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作点补充说明。
在前近现代，地主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 意思是说乡村地主帝国制度的基础。另外，中国的政治人——有权阶层不论居住在何处，都是有土地的，他们当然是地主，即或无土地，其生活也都间接建在地租及国税之上。前近现代的政治的确可以简化为地主政治。
再说军阀政治。传统中国，历代都有军队，但不能说历代都有军阀。历代统军除受皇权的支配遵循皇权的意旨外，别无自由，所有行动完全受皇权的指使。也就是说，统军虽率领着大军，但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受皇权的支配，所有军队是皇权的私有财产与工具，这便不是军阀。而军之所以为阀，是统军率领着大军，为所欲为，上天下地，唯我独专，不受任何势力支配，所有军队是他自已的私有财产与工具。在近代，中国的统军者，自袁世凯起，传统中国的约束力量不复存在，这时候，只有军事领袖为各方所借重，成为奇货。旧有势力要镇压新兴的民主势力，不得不借重军事领袖；如满清起用袁世凯与民主势力相周旋。民主势力要推翻满清，也不得不利用军事领袖。如辛亥革命，各省起来独立的都是满清属下的军事长官。帝国主义要在中国树立傀儡，更不得不利用军亊领袖。中国的军事领袖在旧势力、民主势力及帝国主义三方拿扯下，自然成为奇货。说得直白一点，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就是一个不受传统力量约束的军阀政治时代。据有关资料，20世纪前30年代以前，民国六年，军费所占总支出70%，民国十七年，军费所占总支出90%，平均为30%-40%之间。同期，曰本9%、英国5%、美国8%、法国14%（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齐鲁书社，1988版，第607页）。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每年竟要支出这样浩大的军费！从何处开支呢？当然从农民身上“剥皮割肉”。按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的资料，德国瓦勒格曾到中国调查，民国初年，山东佃农的地租为普鲁士佃农的6倍。中国农民遭受的“剥皮割肉” 的程度在世界上所罕见。也可以说，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为世界上所罕见。
在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里，中国换了很多国家中央政府；当然，夺取中央权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二千余年的中央王朝国家的克星有两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在近代清王朝（1840——1911）时期，还是千年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不然末代娃皇登不了基。中华民国（1912——1949）终结了传统的千年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党权取代皇权后，国家仍然受传统惯性使然，基本上是一个政党加军阀政治时代的国家。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直到北伐南蒋北张携手联合国民党才拥有一个恐怕尚无晩清完整的统一的国家。而曰本的野蛮入侵又撕裂了这个国家。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的历史舞台上，国民竟然生存挣扎在无国家的社会中长达三十年之久! 无国家不等于无政府，国民处在军阀的独立王国及附属政府的重重压迫之下。以至于国民对无政府的社会向而往之。民国在结束了自秦废封建为郡县直到清朝这一传统的专制一尊的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国家之后，却使国家成为立于军阀统治基础的近现代的专制一尊的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国家。军阀统治军阀割据军阀混战，使二千年前曾经的战国时代又在现代复活。其失败如同清王朝一样，国家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既无力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无力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
近现代中国，阶级的力量或所谓民主的力量仍不足以树立国家政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它不是一个阶级国家民主国家，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政党加军队政治的国家，国家仍然受传统惯性使然。 不同的是，前者是政党加军阀政治，后者是政党加军队政治，正是“阀”与“队” 一字之差，传统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得到“复兴”。 中共将党支部建到连队以下，政党取得军队绝对领导权，仅此就不叫军阀而叫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立国基础是政党加军队政治。当然，同样是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还是有质的的区分的，如1949年以前，一个是与城市大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结成联盟，一个却要与农民劳工联盟。但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国家本质上是一个为民作主的国家，还不是一个让民作主的国家。
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历史提供了一个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舞台。晚清既没有驾驭这个传统，也没有走出这个传统，因此无力“复兴” 国家，民国也如此。毛泽东那代人却在有着深层文化背景的历史舞台上驾驭了这个传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之初的目的指向还是自晚清到民国那个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说，毛泽东那代人政治遗产是一个“复兴” 了的国家——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1949年以后某些时期或阶段事实上走的是强化传统之路（还没有走出传统）——只是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在经济走向“现代化” 的同时，政治却走向更“传统化”—— “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 的问题又成为留给当代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近现代是顺着历史大惯性走来。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惯性，如同自然惯性一样，并不总是消极的东西，人类所能做到的只能使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同惯性相匹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惯性，社会机体会象一匹没有缰绳的发疯野马；而社会机体没有发展能力最终会发生癌变。可怕的是，既不承认历史大惯性，又不承认自己所接受的政治遗产。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曲悲壮的进行曲——是农民独立推进东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悲壮的进行曲。这是因为，在近现代，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为世界上所罕见——这一特点，决定着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农民参与主体，从而决定着中国不可能走上通往近现代化的“世界一般” 的保守道路。
新民主主义时曾承诺解放农民，但最终走向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历史前进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是一个被解放者，还没有找到一个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已的制度。这实际上暴露了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同惯性相匹配的问题，又暴露了政治遗产的清算问题。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着眼于 “三农” 变迁，可以描述为以下三个历史性变迁，传統农民——城镇居民——现代市民；传统农村——城镇——现代城市；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但繁荣的背后是以牺牲农民农村农业利益为支撑。迄今为止，从“过程”看，找不到中西方的制度“优越性”！？ 也找不到曾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在这一点上，曾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尤如一对孪生兄弟（在人类史上，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亚于资本主义任何时期，但在挖苦农民这一点上，同样也不亚于资本主义）。当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造就工业化的基础。而且这种“剥夺” 采取的手段是同传统彻底“决裂” ，结果却“复活” 了传统——剪断农民连结土地的脐带，却又将农固定在土地上的结果是中世纪庄园在现代中国得以“复活”！？直到今天，人们还意识不到，在某些时点上，我们具有与西方同源同构同息的历史过程。或者说，我们主观上想走一条与西方早期工业化有别的道路，客观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一条与西方早期工业化几乎是相同的道路。但又完全不同，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农民是一个被终结的对象或被消亡的对象，而在中国，农民却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几乎用最近30年走完西方近300年的道路——走过了西方从农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超级起飞的“浓缩” 过程。这里，“有机有效载体” 可以简单概括为三点：一是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流血是旧秩序的破坏者；二是和平建设时期，农民流汗，是制度成本的支撑者；三是在最近三十年，一大批先进农民既破坏了旧秩序又创造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并启动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一批先进农民成长为现代企业家，无数农民出卖自已的劳动力从而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光凭这两点足以证明）。正是这三点，中国农民把西方近300年的历史颠倒过来。
农民问题在近现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视角在转换，经历着一些变化。如，如果将时光逆转到1949年以前，尽管中国农民战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次数上都是人类史上无法相比的，但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在“新生活运动” 的名义下，他们描述了中国社会和谐的景象，统统把农民领袖称为“匪” 和破坏秩序的人——仅仅从防“匪”剿“匪” 的视角关注农民问题。当然，也有将农民战争称为民众暴动者，苦劝统治者防“暴”。 但，总体上说，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不存在农民战争的“历史”。 在1949年到1961年间，发表的有关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论文达400篇以上，有关19世纪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史料也相当于这个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1949年以后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研究的中心问题。对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目标是，用翦伯赞的话说，是“揭示中国被压迫民族的伟大的革命传统。”对于把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提高到“动力” 这样重要的中心地位，除了历史学家们在选题和方法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之外，就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內解释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动力何在。1980年代，人们在农民身上寻找新民主主义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的农民只能作为攺朝换代的工具；近现代中国农民或充当尾巴或像阿Q那样被愚弄利用和抛弃；或充当“革命元勋”。在最近20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共同聚焦“三农” 问题。然而，“学者们”，在意识形态控制依然相当强的语境下，很难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有的仍然陷于“破坏者” 、“动力者”、 “阻力者”的框架内难以自拔。有的干脆抛开这些东西，直接同国际接轨。以政治学为例，象政治影响力是西方政治分析中一个中心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学者们” 对着书本开发出的论题，诸如，农民的政治影响力及生成路径等。因回避“政治遗产” 及“历史大惯性” 问题，很少读到有深度、广度、力度的文章，且理论总落后于现实，把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这一根本问题退化为一个年年叫喊的需要关注的社会底层问题。在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的国度里，这种“叫喊” 声已叫喊了几千年！？
眼下，人们可以听到诸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改革跛足进行等宏论，可是中国农村攺革“包产到户” 与废除“人民公社” 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是齐步走的，中国农民也已经“自由” 了——打工或种地已是农民自已的事了，中国农民也已经“民主” 了——每隔三年也有一张选票选举村里当家人了。然而，摸着良心问一下，中国农民自由 了吗？中国农民民主了吗？眼下，“三农” 问题的研究重点领域为，土地产权问题、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等，但若停留于以往因“破坏者” 而防“匪”、 防“暴”、“ 维稳 ”、或以为农民是“阻力者”仅仅给农民一碗饭吃就不会起义造反、或以为农民是“动力者” 而夸大农民的历史地位等的思维方式水准上，这些研究“成果” 有可能会给农民重新送去“枷锁”！ 特别是，停留于这些思维方式，在引进国外理论时，对着书本开发出的土地产权问题、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等的“三农” 理论，只能遗误“三农”。
当下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城市被农村包围着，农村又被非农民包围着。城市被农村包围着的出路只能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村被非农民包围着的出路只能建立一个补偿进化机制，彻底剪断农村非农民同土地连结的脐带。中国“三农” 问题的全部难点在于从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层次，为了适应现实而建立一个强大的补偿进化机制。农民是一个从传统走向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有效载体，但已成为历史——一段“颠倒西方历史”的历史，中国农民若能通过补偿进化为现代以至于后现代的有机有效载体，那么，一个基于人类绝不能只为了适应现实世界而放弃对蒙受社会不公者的物质与精神的补偿这一基本的伦理要求的新制度必将在东方中国出现——这也是人类社会伦理进步与文明进化的新途径！
201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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