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滞留在家这么久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灾难，也可能成为倒逼规划反思和改善的契机。
我们常常研究“流动空间”和世界或区域的城市网络，我想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更家能够深刻体会到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带来的时空压缩这个本来及其抽象的概念。例如我坐在家里的电脑前，仍在通过zoom平台与千里之外的老师同学们上课、与导师或作业小组的同学开会、参与直播讲座并进行讨论。不过对于我这个单身居家日渐头冷的学生党来说，尤其被这种高度时空压缩“吓到”的时候，就是某课上老师突然点名提问环节：“田同学，你来回答一下，现在上海的第一产业占比多少？”“上海城市结构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还有什么，那么田同学你来回答一下”“对于上一位同学的汇报内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田同学？”……然后伴随着发现自己已被解除静音，每当这个时候，回答不上来的我要不是被摄像头框定，早就要滑到桌子下去了吧！
好了，言归正传~
其实传染病历史以来就有，但在基础设施和医疗技术较为发达的今日，这次疫情还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影响，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对生态的破坏密切相关。我想每次传染病的爆发，表面上是因为病毒产生变异，由动物传到人类导致，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类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的结果，所以从这个学期正好在学习的自然辩证法的视角来看，也许这次疫情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正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观点，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也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们知道，城市规划从来都和传染病紧密相关，较为公认的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即1848年英国的《公共卫生法》，初衷就是为了抑制传染病在城市中的泛滥；早期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其中提出的城乡结合、多中心组团式布局、绿带建设等思想，也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思考。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在追求经济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公共卫生在城市规划中常常被后置考虑，甚至公共卫生与规划的目标渐行渐远。例如我国的城乡规划，长期以来重点关注城市建设用地的功能布局，以满足最优、最高效的资源配置，却将生态空间视为“空白”，这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造成了安全隐患，例如大城市中心的过度聚集、未留出防灾“冗余空间”等。
事实证明，当经济理性长期超越安全理性、生态理性时，疫情再度发生。疫情使得生产活动中断，人们得以停下脚步反思为何大自然会“报复”人类。我们规划工作者也再次反思城乡建设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公共卫生在规划中的重要地位，重新思考韧性城市、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我认为在这次“掀起千层浪”的探讨中，视角主要集中在微观和宏观的“两端”尺度上：
微观上是社区角度，病毒在城市中的传播主要源于人群的接触和聚集，因而社区是防疫的“第一线”，我国社区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承受了几乎“不堪重负”的巨大压力。学者们纷纷再提“15分钟生活圈”、“韧性社区”等理念，倡导加强社区的网格化管理。
宏观上是城市区域视角，这次疫情证明，虽然我国的城市都是按照行政边界管治的，但传染病是会跨边界传播的，尤其是当疫情在中心城市爆发时，会迅速传播至其他中心城市，并进一步在都市圈、城市群内传播，从而造成整个区域甚至国家、全球层面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对于刚开始区域方向的学术小白我来说，在这次疫情下当然更关注区域规划层面上的反思。而我国目前的防灾减灾体系通常是针对城市单体，区域层面上的战略规划又往往关注的是区域的发展，对公共卫生方面几乎没有涉及。
许多学者在疫情中的反思都有提及，要加强区域层面的预警系统构建和区域政府间的联防联控。然而在我国特殊的行政体系下，具体要如何进行区域合作、联防联控？又需要什么样的与公共卫生甚至更多风险要素相关的规划和政策进行辅助？这类规划又如何与省级、过家家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相关城市群、都市圈规划进行衔接？规划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进行上下级传导？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值得思考的问题。
未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将会使得疫情或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而这类风险并非毫无规律可循，规划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提前部署，因此从探寻疫情等风险在区域城市间传播的规律，到形成危机预警系统等响应，以及相关规划的完善，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对了，我自己也有在着手相关的小研究呢，希望快快顺利完成吧~大家也要加油哦！
最后，但愿疫情早日过去，早日实现面对面交流吧！其实这个思考是思考了很久了，就是没来得及发布而已......也许后续想到什么再来补充。（额所以我为什么要在狂赶课程论文的这种鬼时候过来码字可能是因为写不下去了吧hhh >0<）
一家之言，请勿转载，多谢支持！
爱你们的LINDA
20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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