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回忆

其实对老家的记忆，我还停留在那个泥土墙的瓦屋里，虽然那座老房子早在30年前就已经拆除翻建，而早在七八年前，翻盖的平房也换成了城镇化建设的商品房。

记忆里的那个夏天，我看到房屋的后墙上有一道弯曲的越有半指宽的裂痕，几乎裂到地面上，好在风和光并不能透过裂痕。房顶的椽子被虫蛀了几根，斑斑点点的洞痕，椽子被压的几乎变了型，夜深的时候似乎能够听到吱吱呀呀的声音，房梁上松松垮垮绑了一截电线，有破旧不堪的蜘蛛网摇曳在电线上。梁头下是垂着的一个只有15瓦的灯泡，因为常年没有擦拭，蒙了一半的灰尘和油渍，发出的昏黄的光，怎么都照亮不了那一室的阴暗和潮湿。

冰冷的雨一滴一滴滴在地上，家里的锅和盆里滴答滴答接的也是透过房瓦漏下的雨水。

窗棂外时不时闪过一道道耀眼的光芒，伴随忽远忽近的哔哔作响的雷声，母亲在昏暗的灯光里搂着被各种声音惊吓到睡不着的我，她的手摩挲着我的头发，宽厚的胸膛紧贴着我，那样的夜竟有了几分温暖和踏实。

天亮以后雨停了，可是屋里嘀嗒的雨声还没有完全停歇。我和哥哥赤着脚踩在水里，用一把舀子把积了沒过脚踝的水舀到盆里，再一盆一盆地泼到院子里。

那一年盛夏，雨水特别丰沛，房屋前通往大路上有一个凹坑，平日里可以从凹坑的中心穿过，此刻雨水已经满满地漫过了坑边的小路，坑里漂浮着前夜落下的长长短短的树枝，还有从麦穰垛冲下来的麦秸，我只能紧靠了墙根，从水坑边缘走到麦场里，在自家麦穰垛里拽一抱干燥一些的柴火，准备烧锅做饭。

母亲这时候照例早已离开家门，去四五里外的矿区打烧饼。我用一片碎碗片把土豆的皮刮干净。淋了一夜的雨，院子里的大锅里全是雨水，没有厨房，拽来的麦秸就放到地上，把锅里的水舀出来，倒上一点油，把切好的葱花和土豆条放到锅里翻炒。

麦秸并不完全干燥，灶堂里的冒出一股股的青烟，钻到我的眼睛里，有些刺疼。风箱因为潮湿拉起来格外费力。

太阳明晃晃的照着，潮湿又闷热的空气像是被抽出了氧气。我热的喘不过气来，汗水湿答答的把衣服粘在身上。

吃完饭我穿了塑料凉鞋，扣上大门，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泥泞的土地，去四五里外的烧饼铺去找母亲。

母亲的烧饼铺是在一片填平的坑洼上建起来的。那年矿区门口还不是商业街，只是一片荒了的草地，母亲看准了这块地可以做点小生意，伙同一个村的人填平了洼地，雇了两个泥瓦匠搭了一个不足10个平方的房子。

接下来矿区门口那块地果然成了“风水宝地”，也正是因为母亲的远见，在以后的十数年里，那个小小的烧饼铺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生活支出的来源。

烧饼铺里有两摞砖头垒起来的案板，案板下面有母亲捡来的断了一截的陶瓷的水缸，里面是醒发的差不多的面团，案板上摆着整整齐齐白胖胖的一个个的剂子，把剂子放在光滑的水泥研盘上，打湿手以后，用手一圈圈研开，中间不停的蘸水，防止面饼粘在研盘上，研成一个薄薄的圆饼，用手掲起来平铺在烧饼刷子上，再贴在烧饼炉里。

四十年前的烧饼炉用的是焦炭，母亲围着一个围裙，一个一个把烧饼面坯贴在泛着蓝盈盈的火苗的烧饼炉里，再一张张地把烤到焦酥的烧饼从炉子里铲下来。

烧饼炉外边是一个简易支起来的合盘，合盘里是零散打好的烧饼，烧饼炉旁边有一个凳子，旁边放了一个囤子，里面码的整整齐齐的是六个一斤一摞摞的烧饼，还有一只小小的钱箱。烧饼可以用现金购买，一斤是四角二分，也可以用粮票，只收全国粮票，一斤粮票外加两角钱，或者用矿上食堂里的饭票，和全国粮票通用。

烧饼摊的左边是一个羊肉汤锅（饭店），老板是我们一个庄上的按辈分我得叫他二姥爷。

羊肉汤要泡着烧饼吃才有味道，矿区的工人们下了班，都会来喝上一碗热腾腾，辣乎乎的羊肉汤，顺便来上一斤烧饼。那个年代三两肉一碗的羊肉汤只要两角钱，花上五角钱就可以喝半斤一碗的羊肉汤，规矩是见肉添汤。

母亲的烧饼因为劲道香酥，又是矿区的独一份，生意还算不错，每天得用一百多斤面粉，出烧饼的斤数是面粉的1.4倍，一斤6个烧饼，粗略可以算出一天她要贴800多个。

我没有计算过母亲这些年来贴过多少个烧饼，她手下揉过多少斤面粉。从那个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是她一个人用双手养活了我和哥哥，翻盖了漏雨的危房，并且把我送到了市里的中专，从此端上了铁饭碗。

那天母亲站在烧饼炉前，炉子里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通红通红的，汗水从她的额头，发梢蜿蜒流下，她的脚下湿了一片，有打烧饼从她双肘流下的水，也混着她总也擦不干的汗水。

那个夏天的上午，那一幕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