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依旧，时光倒流，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是文革年代，农村以集体生产为主，个体经济受到控制。
在我们村子里，每个人都是生产队的社员，孩子们到了十四、五岁的年龄就要上工了，到了十八岁才成为队里的劳动力，每天挣工分最高为十分。
未成年人每天上工，根据年龄大小得到相应的工分，从三分工到八分工不等，每个月全体队员集中评一次工分，每个人工分多少决定年终收入多少。
队里以种植水稻为主，一切工作围绕着农田而展开，水稻插秧苗后，禾苗生长了，就要给禾苗施肥和除草，禾苗长大了，如果有害虫出现，就得给禾稻喷药杀虫；禾稻抽穗时，就让它们自由发展，成熟，这样护理禾稻直到收割稻谷为止。
一年中种两造稻谷，夏收稻谷后，就投入秋种第二造禾稻，一切劳作依旧不变，社员们就这样过着既单调而又光荣的日子。
那个时候，个人的口粮是自报公议，设上限，每个劳动力即是成年人，每天最高得到一斤米，未成年人根据年龄大小，每天得到的粮食就不同，从三两到七、八两不等。
有的家庭由于小孩多，大米用来煲粥都不够吃，只好吃杂粮，如木薯、白薯、芋头等。
那个时候，社员家庭每天吃菜以蔬菜为主，鲜有肉吃，甚至连鸡蛋都少吃到。
每个家庭都想多养点家禽，可是，那时个体家庭养家禽要受到制约，养多少按人头分配，如每个人只得养两只鸡，一户人家有五口人就可以养十只鸡，养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就得给没收。
一个人养了两只鸡，又再想养两只鸭子，那就不行了，只能舍取其一。
每个家庭按人口多少分到一块庄稼地，村里人叫自留地，人们在自留地上种点蔬菜，每个家庭每天都吃到自家地里的蔬菜。
摘蔬菜时，会有一些老叶子用来切碎喂鸡，鸡吃不完就会造成浪费，所以，每个家庭都得养一头猪，猪以吃米糠和老菜叶为主。
各家把老菜叶放进大锅里煮熟，再放入适量的米糠，煮成猪吃的粮食，这种猪食叫作猪潲，给猪喂猪潲猪长大得快。
有的家庭有吃不完的蔬菜，摘下来用担挑挑到菜市场出卖。
那时的蔬菜价格很便宜，几分钱一斤，菜农一次挑四至六十斤去出卖，换来一、两元钱，买回一点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
那个时候的市场以国营市场为主，市场里的货物是单位拿出来卖的，如食品公司的猪肉外卖价格0.83元一斤，凭票供应的0.71元一斤，猪肉一到，人们就排起长龙等买，每天供应的猪肉有限，不到一个小时就销售完了。
很多人买不到猪肉，于是，就有一些个体户的猪肉在市场里出卖，但价格比食品公司供应的贵一点，一元多一斤。
那个时候，国家允许有自由市场或叫个体市场出现，来补充国营市场供应的不足，人们口头上把这个市场叫作黑市，黑市里面的货物比国营市场的货物多得多，而且也贵一点。
市场规定不得转手买卖，这种转手买卖叫做投机倒把，如果发现有人这样做，就挨处理。
那时小商品换来的钱虽然少，但很管用，一、两分钱就买到一碗粥，三分钱就可以买到一个鸡蛋、一只鸭头等；五分钱可以换一碗瘦肉粥，一角钱可以买到一碗粉、一张电影票等；两角钱换到一碗瘦肉粉或牛肉粉。
那时的人对于一、两分钱很看重，往往为之而讨价还价。
农民日常花费开支的钱只要靠卖点蔬菜和每年出卖一头猪的钱。
劳动的年终结算，按生产队里的副业收入多少而结算，以劳动力一天十分工来计算，一般的年份换得五、六角钱，收入较好的年份换得七、八角钱，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劳作一天得到五、六角钱，有的年份可以得到七角甚至八角钱，人少劳动力多的家庭有点剩余；反之，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就会超支，往往剩余的多不过二、三十元钱，超支的多也在二、三十元之间。
一个人出街入市，只要身上有五元、八元钱，心里就很踏实，说话很有勇气，整个人看起来很风光。
到了文革末期，一种追求富有的心里占据了上风，生产队里一些骨干分子家庭的子女多养了鸡鸭，队长不哼声，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有样学样，跟着多养鸡鸭，丰富一点菜篮子，生活有所好转。
文革结束后，农村经济得到发展，村里人种养自由，有的家庭种上了果苗，养了鸡鸭群， 多养几头猪等等，生活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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