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港龙航空开辟港台航线。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张岚买好了前往香港的机票,她打算从香港转机到大陆,去寻找父亲的妹妹——自己未曾谋面的姑姑,这是张岚父亲的遗愿。
张岚特地要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她看着窗外,手中攥着父亲的遗物——那是一块拇指大的木饰,是一盏灯的模样。
张岚本不报有太大希望,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也不知从何找起,老人大概还留在家乡吧,于是张岚从父亲的家乡找起,很快,在一家疗养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姑姑张邦如。年近八十的老人,稀疏的头发被勉强扎起,像小麻雀的尾巴般束在脑后,嘴巴干瘪,眼睛浑浊。惊诧过后,张岚在那张皱纹横布的脸上找到了与父亲相似的五官。护士告诉她,张邦如无儿无女,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张岚握住老人的手,轻声重复:“姑姑,我是你的外甥女,我的父亲是张涵铭……”她把父亲的小木灯放到姑姑手中,姑姑枯瘦的手摩挲着小木灯,许久,开始喃喃:“是大哥的灯呀。是父亲给我们仨的灯……本来只做给了大哥和关溥宇,后来我闹着也要一盏……”老人的话,让张岚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被串联起来。
疗养院拿出了姑姑的日记,在姑姑混乱的叙述与姑姑当年的日记中,张岚再一次了解了那段动荡岁月父辈的滇沛。
张邦如的父亲张七,老实忠厚,经营着一个不大的木工作坊,张七的妻子早逝,他独自养育着一儿一女,长子张涵铭,幼女张邦如,还收养了一个满族孤儿,取名关溥宇。关溥宇是满族瓜尔佳氏人,他的那对肩不能挑.担不能挑的父母,在清朝灭亡后难以维持生计,硬将惟一的儿子留在张家后离开,杳无音信。张七无奈,但也留下孩子,视如己出。
那是一段太平日子。张七爱把三个孩子拢在身边,来回数点,做了三个拇指大的小木灯,拴上红绳,给三个孩子依次挂上,他笑着:“拴上小木灯,以后走丢了就认这盏小木灯。”
1937年,张邦如十七岁,张涵铭离乡北上求学,关溥宇随张七学习木工活。不久,家乡沦陷,老百姓被日军赶得远走他乡。关溥宇带着张邦如与张七北上到南京寻找张涵铭。偶尔路过被日军抢掠过的村庄,那些土屋都安安静静的,都是很安于宿命的样子,土屋顶上冒着青烟,存活下的几人有着相似的平静到漠然的脸,也许绝望过后就只有麻木了。一路上的气氛都是压抑的,关溥宇说,不管怎么样,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起。
找到张涵铭不久后,日机对南京发动首次空袭。张家四人挤在狭小的楼梯房中,听着外面的轰炸声,心脏也被攥得紧紧的,张邦如把眼睛紧闭着身体不住地发抖。轰炸过后,南京仿佛死城,家家户门紧闭,到处是巡逻的日本兵,老百姓连出个门都变得小心翼翼。
已是入秋,张涵铭心疼妹妹冻得嘴唇发紫,与关溥宇出门买棉衣。直到傍晚,两人才归家,张涵铭神色严峻:“上海早已失守了,在南京呆不下去了。”
但当晚,南京就沦陷了,到处都是突突的机关枪声。张邦如拉着父亲跟着人群跑,那些繁华的商业区早被炸成一片废墟。一愣神,张邦如环顾四周,都是陌生.惊慌失措的脸。爹呢?哥哥和溥宇呢?眼泪一个劲往下掉,不顾一切地大喊:“爹!”“溥宇!”“哥哥!”没有人回应,只有一片哭喊声。张邦如第一次感觉如此茫然与无助,她能做的——只有放声大哭。不知道是谁,拉着她的胳膊就往前跑。她随人流奔跑,不管怎样,活下来最重要。
周围的人逐渐安静下来,张邦如抬起泪眼,周围都是女孩,小小的房间中挤了几十个人,她后来才知道,她被安置在教堂。周围几个女孩同样也在啜泣,进来一个金发碧眼的神父,他微笑着,竟说出了中国话:孩子们,我是这里的神父,这里是美国中立地带,受国际安全区保护,你们很安全。”
几日后的一个下午,教堂突然一片嘈杂,神父的助手跑来,说一群日本兵在教堂门口,要进来搜查。所有女孩被领入菜窖,邦如赤着两脚——刚刚还来不及穿鞋,抱着双膝,全身颤抖。被发现了会怎样,杀了?还是像周围女孩说的要忍受非人的虐待?邦如不敢往下想。
菜窖与一楼之间只隔了几层薄薄的木板,她清晰听到愈近的脚步声,那是日本人的脚步声,军靴叩击木板,沉稳有力,看不见脸,但联想到耳闻的日军暴行,邦如觉得后脊一阵阵发凉,那是一群恶鬼!
神父的声音传来,还是熟悉的中国话:“这是国际安全区!你若在这里做什么出格的事!我会起诉你!”接着是翻译与日军的喃喃低语。
中佐命令开始搜查,神父开始了喃喃的祷告。手电筒不止一次从那些木头缝隙明晃晃地照进菜窖,邦如和女孩子们一声不吭,神奇的是身体不再颤抖了。心却被攥得紧紧的。
日军没有发现菜窖里的女孩,但掳走了教堂所有粮食。
当日深夜十二点,神父领来了两位女士,一个是高大的西洋女士,一位是中国人,都穿着旗袍。神父轻声称呼她们为女士,一位是魏特琳女士,一位是华群女士。当天深夜,她们屏住呼吸,蹑手蹑脚,随着两名女士离开教堂。后来在华群女士的帮助下,邦如进入学校学医。期间邦如尝试寻找哥哥和父亲,无果。
张岚每天一睁眼就往疗养院跑,去陪着姑姑,顺便做出院手续,她打算把姑姑接到台湾,这几天与护工熟络起来,一早远远照面对方便微笑点头:“这几天老人家清醒了许多,还是亲人陪着好呀。”张岚点头笑笑。
姑姑身体不好,只能卧床,远远听到张岚的脚步声,脸上绽出孩子般的笑容,“岚岚,你来了?”她继续重复那些讲了几日的事。
学医三年后,中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张邦如申请上前线。战争惨烈,伤兵不断从前线送来,一条条战壕里横七竖八躺着伤兵,鲜血汩汩流出,浸润身下的黄土。子弹不分昼夜在头顶呜呜飞过。邦如就这样穿梭于一条条战壕,将一个个伤兵背回医疗室。所谓医疗室,也只是几片铁皮几个木桩搭起的大棚。偶尔她爬上战壕,看着远处的战火纷飞和身后的一片废墟,摩挲着小木灯,会想起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哥哥。
头顶的天平静地流淌着蓝色,因为战争,情感与人性在荒山野岭间泯灭,血肉之躯被坚硬的子弹击穿,一条条生命消失而被永远埋葬。
邦如大海捞针似的寻找着亲人,她一次次翻阅医疗室那本破烂的伤亡士兵名单,焦急地在新增名字中寻找,她庆幸,没有。
那是三月的一天,邦如原本并没有注意到那个头上缠满绷带的伤兵。他一直喃喃地,声音沙哑叫着手臂努力举起,指向邦如。邦如走到他身边,“怎么了?”她一抬头,伤兵眼中满是泪水,泪水溢出,渗进绷带。他一直低语,没过一会断了气。邦如握住士兵逐渐冰冷的手。队长俯身,叹了口气,“唉,才二十五岁,可惜了。”他摇摇头拿出伤亡名单和笔,“关溥宇。”
三个字硬生生闯进邦如耳廓。关溥宇!她揭开士兵的军装,绷带下是那盏小木灯。邦如失声痛哭。
抗日胜利后,邦如回到家乡,依然从医,终生未嫁。张岚想,姑姑的心,大概在关溥宇死后也死了。邦如开始缠着张岚讲张涵铭的事——带着父亲张七加入国民党,后两人一起到了台湾,张涵铭娶妻生子,依旧执着寻找着邦如和溥宇。
“我的爷爷,张七,也是你的父亲,晚年过得很好。他们一直在找你……”张邦如认真听着,似懂非懂点着头。
几周后,张邦如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张岚守在病榻,泣不成声。
弥留之际,老人神智清醒。从枕边摸出小小的一方手帕,手帕中是三盏小木灯,在明晃晃的白炽灯下,流动着柔柔的光泽,“岚岚,别哭了。我是要去找你爷爷.爸爸和叔叔了。”老人浑浊的眼里淌着泪,“我找了他们几十年呀……”
张岚回台湾,登机时特地要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她想,这样可能离天上的亲人更近些吧。她摩挲着手中的三盏小木灯,眼泪又一次淌下。那些年代久远的人和事早已被岁月掩盖,历史大背景下渺小如人的挣扎也随着一代人的消失而尘封。张岚想,也许,拿着这几盏小木灯,像神灵般追溯过去时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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