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正在死去。世界上仍有深情,只是少了抒情。
没几人再愿意看他人的抒情,也没几人再愿意对他人抒情。前者的典型表现是评论与新闻成为阅读主流,而诗歌与散文退避三舍——文学青年是软弱与造作的代名词,而你一旦公开抒情,不是被嘲笑为装逼,就是被痛骂为傻逼;后者的典型表现则是,人们不再写情书,也不再向兄弟敞开心扉——你可以与兄弟分享一次狎游的乐趣,却很难向他们倾诉对一个女子的深情。
人们每天都在呼喊,却没有人倾听;人们兴高采烈地讲着段子,却不能从段子中获得深刻的开心;人们有时也会流眼泪,因为悲惨的新闻或煽情的偶像剧,却再没有从脚踝升到心脏的伤心。
这个时代的心灵,几乎都是那样懒洋洋毫无生气,麻木毫无触感,飞快毫无停留的意思。里尔克说,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死的人越来越罕见,而且很快将会变得跟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的人一样罕见。是的,他精确预言了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这个抒情九死一生的时代。
抒情死一次,死于现代性。我读到最精彩的现代性定义,来自阿诺德·盖伦的《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创新性、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在现代性笼罩下,理性是人类王国至高无上的君主,逻辑及数字则是最主流的话语方式。你要说一个女孩丰满,常见描述是36G,而不是手绘一段又一段抛物线,或者用笨拙但美妙的修辞,让它呈现。你说中国进步,常见方式是列出GDP和国民人均收入;讽刺的是,如果你说中国不够进步,常见方式仍是列数据,只不过换成了群体性事件历年增长速度。
抒情死二次,死于技术。与现代性对应的,是可以大面积复制的工业技术,其核心则是以人造物质代替有机物质,以无机能源取代有机能源。各种合金代替了木和石,钢缆代替了麻绳,电灯代替了蜡烛与星光,苯胺颜料代替了凤仙花的汁液。可是,人们怎能对合金和苯胺颜料抒情,而不是对着星光与凤仙花?我并不反对技术进步,但我不能承认,技术进步就意味着文明进步,而在抒情领域,技术进步往往却意味着相反的意义。穿着鸦头袜行走的情人,身体里充满抒情的水分,可如果她开着玛莎拉蒂,那就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郭美美;在大地上仰望星空的诗人,如果登上天宫一号,除了社论以外他什么狗屁都吟诵不得。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哀鸣,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
而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比印刷机ok一万倍的iPhone。
抒情死三次,死于政治化审美与反政治化审美。1949年以来,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接受的都是政治化审美。待到政治化审美崩溃,人们又走向反政治化审美。我尊敬的一个写字的兄长,居然说过“小说必须描述一切现世的政治苦难,否则一钱不值”的胡话,即是一例。然而,反政治化的审美,其本质仍是政治化的,你过于憎恨一个敌人,到最后你会长得跟你的敌人就像是双胞胎。
无论政治化审美还是反政治化审美,最终只能生产社论或个论,无法建立带着人类体温的、闪着平民泪光的审美。审美沦陷,则抒情垂死。因为审美和抒情,是从上帝造人开始,直到人类灭亡,甚至上帝也挂掉,都不能分开的连体婴儿。
抒情死四次,死于理想幻灭,或者信仰湮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犀利指出,自周天子垄断祭天权之后,中国人就开始失去信仰的自由。后来他们也习惯了失去这种自由,进而失去信仰。
几乎所有的信仰或理想都带着抒情的成分。信仰或理想濒临灭绝,寄生其上的抒情自然奄奄一息。在我们这个时代,理想正在沦为贬义词。人们讳言这个词,要么因为害怕被人讥刺,要么因为理想除了带来痛苦外别无益处,要么因为压根儿就没有理想可言。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开端变成空虚,又有多少自我在青春的末端变成世故?而离开了自我,理想只是空洞乏力的标语,脆弱犹如即将启动的推土机车轮下的一个鸡蛋,毫无吸引力犹如会议报告。
抒情死五次,死于成熟。世界上有两种成熟的傻逼:一种失去热情,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另一种失去希望,却就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死气沉沉在颓废与绝望中降临大地,一切就像昆德拉所描述的那样:“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
抒情死六次,死于想象力衰竭。肾衰竭则性无能,想象力衰竭则情无能。想象力衰竭的原因很简单,你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用一吨想象力换取一平米的房子;你想象力再强大,也无法邀请一个已经失去想象力的你爱慕的女子与你一起想象未来。
抒情死七次,死于高速前行。视线所及越来越广,宽达1000万平方公里,思考的深度却越来越浅,浅到只有1厘米。交往的方式越多,孤独感就越强烈;接受的信息越多,洞察力就越低下。在大众传媒与自媒体的众声喧哗中,我们失去获取直接经验的能力,身处日常生活却又溢出日常生活,爱身边的人却又对他们麻木不仁;在过度的劳动分工中,我们的生命力萎缩;在威权的照耀下,我们被原子化。于是,我们飞快前行,但我们被我们扔到身后了。
抒情死八次,死于内心关闭。你关上内心之门,然后把钥匙扔进马桶冲走。可哪里才能找到一把黄金的钥匙,和你一起打开房子?在哪里你才能停下好看的手,停下来不再扔掉钥匙?我看见你在笑,但所有微笑里都没有笑;我看见你在哭,但所有哭泣里都没有哭。
抒情死九次,死于抛弃自然也被自然抛弃。我出生在1970年代,长在1980年代的川南小镇。我可以漫山遍野地跑,不读幼儿园,只打官司草。读小学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胡二妈,家里批发玉米的,是当时的土老肥。他每天都偷好几元钱,这在当时是笔巨款!放学路上,我们踏着河边的青石板路,自一排排黑瓦木房中吃将过去,一盘满满当当的蒸肥肠超不过5毛钱,一碗豆腐脑2毛钱,再喝几瓶汽水,也就块把钱。夕阳打着追光在身后赶我们回家,我们不听它的,只管吃,只管乱走,有时停下来看茫溪河里的乌篷船,瘦瘦的渔夫,破烂的网,将军样傲立船头的鱼鹰……
这一切不再能重来。乡村在模仿城市,城市则在侵略乡村。在这过程中,自然渐渐离生民远去。老地名不见了,乡亲变成陌生人,那些熟悉而美丽的风景,要么被我们亲手斫伐,要么自己掉头远去。再不可能回来一个桃源,告诉人们它有多么孤清。
尽管九死,抒情仍有一线生机。落日余辉将给一切都带来一丝温情,哪怕是断头台。在抒情死之前,人们仍能以抒情拯救抒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言的以美拯救世界那样。美能拯救世界,因为世界是丑的,但仍向往美。抒情能拯救抒情,因为抒情正在消逝,但仍愿复活。抒情虽不能拯救世界,但可以让我们获得生命感,生命总是要创造生命,正如死亡只能复制死亡。抒情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即使暂时不见,也只不过是因为久未被人照看。一到春天,一千个抒情就复活。谁若试图阻止这场复活,如果是人,我们就干掉他,如果是神,我们就消灭它。
好了,在抒情的穷途,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朋友沈从文的一段话来结束:“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宋石男，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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