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喜欢强调崇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他有多么不容易，其实他是个很聪明很冷静的人。其实，烂摊子是有的，但看他的行为，和聪明冷静这两个词根本没什么关系。
如果他真的聪明冷静，真的有能力，未必是那个倒霉的亡国之君。
崇祯的第一个错误，是从钦定逆案开始。
魏忠贤必须要铲除，核心党羽必须惩处，因为他虐杀朝廷官员的行为已经破坏了政治规则和秩序，造成了朝政的各种混乱。拨乱反正是必要的，然而崇祯初的行为，不是拨乱反正而是矫枉过正。所谓的“钦定逆案”扩大了打击面，罢免了一批并非魏忠贤核心党羽，只是有依附、顺从态度的官员，彻底终结了这些人的政治生命，这样的大清洗同样不利于政治稳定。大清洗之后，崇祯大规模起用魏忠贤的政敌（其中很多人并非东林党，只是魏忠贤当政期间受到波及或不愿依附主动辞职），这个时候朝野官员对新皇帝有着很大的期望，纷纷恭维崇祯是“圣人出”，但随后崇祯并没有和大臣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崇祯对文官群体的根本态度是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结党的恐惧达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另一种是对某些人信任的时候给予一切，不听任何反对意见，失去信任的时候立刻毫不留情。具体到案例上，前者最好的证明是温体仁和钱谦益的斗争，后者最好的证明就是袁崇焕的经历。
简单来说，在崇祯二年到三年，一切都已经注定。崇祯的志大才疏、急于求成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刘宗周所说：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
“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首属意于边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是为祸胎。己巳之役，谋国无良，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尚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事事仰成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诏旨杂治五刑，岁躬断狱以数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弁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朝廷勒限平贼，而行间日杀良报功，生灵益涂炭。”（崇祯八年）
刘宗周可以说是很早就看出了崇祯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办法。作为儒学家，他擅长的同样是道而不是术，但对当时的明朝来说，崇祯的倒行逆施已经耗尽了元气，这个时候，想要补上崇祯早年教育里缺失的“道”，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觉得，对崇祯的评价应该是这样的：明朝是癌症晚期的患者，应该姑息治疗，尽量延长生存时间，而崇祯作为毫无经验的主治医生，给这个患者开的是一剂又一剂猛药，所以患者死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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