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爱读历史的国度，从先秦起修史是国家机器的重要任务，一要修前朝的史，二要记当朝的实录。唐太宗他老人家就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因为历史除了为鉴，还具备一个借古喻今的强大功能，所以历代被中国文人喜爱。说残暴不说残暴，要说成助纣为虐；失地不说失地，要比做徐妃半妆面；自负不说自负，要说不可沽名学霸王~~。但是在我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典故里，一朝有一朝的说法，大框架中的小细节更是不尽相同。
在各种历史故事中，史官仿佛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神，朝堂也好、宫闱也罢，甚至绝密的私会，他都可以手执彤管一句不落的记个清楚。虽然史官们在书写记录时并不会刻意为取悦普罗大众，但历史书总会吸引大批读者，加上戏曲小说的再创作，让僻野乡老村妇也对桃园结义、楚汉之争、明皇太真~如数家珍。这在根本上说，应是人类天然好奇心与追求戏剧效果的本性使然。
加上历代史官为了突出效果，多在那些异常的、有趣的事变上浓墨重彩的勾画，比如勾践为夫差尝便，比如项羽的双瞳，比如吕后倾情打造的人彘。一辈子如水的人生立刻变的高潮跌宕、活色生香。帝王将相、市井小民，人人都是段子手，随便一句话就够后辈反复咀嚼。洋洋洒洒的正史配合上充斥着各种八卦的野史，每一个人物形象生动跃然纸上。当年我看了《新唐书・娄师德传》，就被唾面自干深深打动，甚至暗自琢磨过唾的是飞沫还是浓痰，干的方式是风来吹干还是体温烤干。
书读多了，慢慢发现史家并非一味记录，他们也是有写作原则的，那就是先有一个总基调，按基调去挑拣要写的内容。比如战国期间，七国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但为强调暴秦无道，只在秦国打别国时将伤亡人数悉数列举，其他国家无论大战小役则只说输赢。这种对相关史实的戏剧性重塑，不过是报告事实、解释事实、取悦读者、鼓舞读者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史实早已不是现实的复制，很多时候史官的审美品位压倒了事实的真伪，历史与小说在修史过程中就已合二为一，转化为一种审美幻境， 它让你相信虚构比历史更真实，虚构就是真实。
史官遵照上意和自我内心好恶，对事实进行选择重组，用史实佐证他们假定的因果联系，流传下来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又一次被书写的思想史“课“。这些系谱如同家谱、族谱一样，“常一方面道用光荣的祖先，给自己建立一个值得自豪的源头，证明自己出身很正；一方面则精心选择出值得书写的光荣榜，证明自己这一家族的世代显赫， 而且源远流长”。这就像是西方的油画，解读一次就是涂抹一层，最后涂抹的早没有了原来的本来面目。
史家且是这样，小说家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即便是近代，一个个“小凤仙勇救蔡锷”、“赛金花救国保北京”等传奇也广为流传，这样的故事大有市场，从传播角度看，虽事实并非如此，但故事却必须如此。那些盖世英雄，革命将领、民族救星等豪杰之士必须做出一些不平之事，怎么可以像无能如阿Q那样，只在临终时才哼出半句大俗话“二十年后老子还是条好汉...?平民之所以为平民，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也。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往往在大段极尽渲染之能事的铺叙之后，加上一句套语:口说无凭，有诗为证。可见，在汉语世界中，诗是真实的见证，甚至，诗就是真实。历史与虚构，原来竟然是等同的。
历史如同月亮的脸，人们想看的是月满则亏，想看的是阴晴多变，相比于真实的历史，我们更喜欢符合我们想象幻觉的结果。较之历史真实的枯燥，幻觉总是更有魅力。所有的历史人物，无论英雄奸佞，无论帝王将相鸡鸣狗盗，表面组成了历史，实际不过是历史的工具，不是他们在创造历史，反而似历史选择了他们。
你看你看历史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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