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监管
商人唯利是图，有时候不管产品的质量好坏都往外面卖，都拼命地卖给消费者。这时候引入一种管理机构，让这个组织对产品的质量做监管，就能够使产品的质量不受盈利的动机所影响。
比方说美国的“食物和药物监督局——FDA。FDA成立于1906年，从那时候开始，它就对美国的食物和药物的安全进行监督。
一种新的药品要上市，要送去给FDA审批，如果FDA60天之内都没有给予答复，也就是默认它没有问题了，这种药品就可以上市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FDA成功阻止了一种安静剂的上市，这种安静剂对孕妇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受这种药物影响的孕妇，生下来的小孩儿四肢是不健全的。而这种副作用欧洲人并没有发现，这种药物在欧洲大行其道，所以那几年欧洲就出生了大量四肢不健全的婴儿，数量之大，以至于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替儿童定制的假肢。
在196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还专门给FDA的局长颁了一个勋章，表彰FDA的贡献。
从此FDA的功能就大大加强了，他们要负责的不仅要确保药物和食品安全，而且还要确保它们有效。这两个标准加起来，厂商就不容易满足了。
你会说食品和药品的质量提高没有什么坏处。对销售利润没有任何牵连的审批官员，他们不追求销售利润，但他们不是没有追求，他们追求的是产品的极致安全。追求产品的极致安全就有成本。
最重要的一个成本就是时间。官员越是谨慎，审批的时间越长，新药上市的时间就越晚，而许多病人因为吃不到新药病情恶化了，或者他们只能吃那些在市面上已经通过了的，质量反而比较差的药，副作用加大了，但这些都没有纳入监管官员的绩效考核公式里面去。
药物滞后期（Drug lag），是FDA监管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与愿违的严重社会后果。
现在，时不时就有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跑到FDA总部门口去抗议，要求加快新药的审批过程。他们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安全的药，我们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赶快让我们试试那些新药。”
FDA追求极致安全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成本。医药公司得花费巨大的成本，来为药品的安全，提高产品的边际质量。
在美国有一位叫Ellen Chow的医生，这位医生发明了一种眼科治疗手术，能够让盲人复明，但是这种手术一直没有通过FDA的认证，原因在于这个认证过程得花很多钱，但这位医生没那么多钱。
而且在市场上，潜在能够接受这种治疗的病人为数本来就不多，把他们能够付的钱凑起来，也还不够FDA审批手续所要花的钱。一些病人就对着那些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安全，我们本来就看不见东西，最坏也就是这样了，让周大夫给我们做手术，我们不需要FDA来监管。”
当然FDA还是要监管的。监管官员所要追求的目标，跟病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
请你们不要再追查了，他卖的是不是假药，我们自己知道，这几年为了治病，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房子也没有了，要不是有他，也许我们早就活不了了。他只是卖500块钱，真的没有赚钱。你把他抓了，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2，冲突
选择事前监管还是事后监管。是防范出现问题还是出现问题后再补救。
比如在证明因果关系上可能就存在困难。一个人吃了路边摊的食物，回家感觉不舒服了，他要控告这家路边摊，但因果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呢？他今天吃的可不只是一顿路边摊，他还在别的地方吃了东西，怎么把他肚子不舒服，和路边摊的安全隐患建立起因果关系呢？这不容易。
而有一些食品和药品，它产生副作用的时间要很长，有一段很长的潜伏期，要证明当中的因果关系就更难了。
还有一种重要的情况叫当事人不受判决的影响（judgment proof ），不管法庭怎么判，有责任的人就是负不起这个责任，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进行事前监管。比方说有许多超载的汽车经过路桥，把路桥给轧坏了，事后怎么追踪啊？追踪不了，那就只能在事前让经过的车辆称重。
比如一些危险活动，对这种危险的活动做出管制。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真的发生了危险你赔不起。
仿效药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些药都是小作坊生产的，吃出问题可没人管。
3，穷病
世界银行国际扶贫机构，专门给世界上贫穷的国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这个扶贫组织的业绩怎么样？其实不怎么样。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达到2.3兆美元，却未能给每个儿童12美分，让死于疟疾的全部人数减半。也就是说2.3兆美元砸下去了，要是每个儿童能拿12美分，打上一针疫苗的话，死于疟疾的人数就会减少一半，但做不到。
要是当中有3美元能够到达妇女的手里面，儿童死亡人数又可以减半，但是做不到；如果每个家庭能够拿到3美元买蚊帐，那么大量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但是做不到。
为了救助非洲的儿童，这么严肃的事情，效率却这么低，这是为什么？
显然不是爱心强弱的问题。
人的爱心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在于行善和商业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对比。
四大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
在实践中，至少会有如下四大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
（1）缺乏反馈机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而扶贫行善，则缺乏适当的反馈机制。
比方说，在市场里面，我卖一碗牛肉面给你，10块钱一碗，你吃了以后有两个选择：你可以继续要，也可以离开。看到你离开后，作为商人，我也有两个选择：要么把质量做上去，要么把成本降下来。否则我就做不下去。
但是在慈善里面，没有这种反馈机制。我送你一碗牛肉面要不要？不要钱的，你说要。不管质量怎么样，下一碗你还要不要？你说还要。我不知道我做的对还是不对。
在商业里面，我很容易挑选谁是善于从商的人，因为标准非常明确。有10个人，我给他们每个人2万块钱，让他们出去做生意。半年之后回来，我看他们赚了多少钱，就能够判断谁是会做生意的人。
但倒过来呢，我给10个人每个人2万块钱，让他们去做善事。半年之后回来，我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他们谁是最会做善事的人呢？没有明确的标准。
我们遇到两个孩子，一个又穷又笨，一个又穷又聪明。你如果手上只有一笔奖学金，你会把这笔奖学金给谁？是又穷又笨的孩子，还是又穷又聪明的孩子？有标准吗？
先不讲这笔钱最后应该给谁。说的是，在行善里面，我们缺乏明确的关于效率的标准，所以我们不知道行善怎么才是有效率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2）委托代理问题。许多负责行善的人，他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只要不是自己的钱，他的认真程度就要打折扣。
（3）所托非人问题。有很多地区的贫困，恰恰是政府造成的，而国际扶贫机构却把钱交给这些造成了当地贫困的政府。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要依靠这些政府去扶贫的话，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4）养懒汉效应。持续的扶贫会造成人民的依赖，使他们不愿意再去尝试，不愿意再去努力。相反，他们努力的不是力争上游，而是力争下游。他们争取的是，怎么才能保住贫困地区的称号，怎么才能够持续获得援助。
商业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改善我们生活福利的手段。
我们环顾自己身上的财物，有多少是来自于那些爱我们的人生产的？有多少是来自于那些，仅仅是为了赚我们的钱，根本不认识我们、也不爱我们的商人生产的？绝大部分来自后者。或者说，我们每天都要依靠大量的陌生人给予的慈善，那就是——商业。
钱拿好,别再傻不拉几把药给分了
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你救不了，也救不完。
这次你卖多少? 五百
4，
吃个橘子吧。
命就是钱。钱就是命。
有药吃有钱赚，甚至还能早点当爹，
是希望。
商业保险和社保就是对疾病灾难最好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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