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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一贯以专情“内圣之学”而闻名，他们信奉“反求诸己”，认为“外王”不能实现，还应归咎于“内圣”之不足，投身政治似乎不是他们的主要选择。然而，余先生的研究却发现南宋时期理学家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却异常活跃。理学家作为一个士大夫集团（时政敌称之“道学群”），在南宋政治上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取向是不满现状，要求改变“国是”，以打破因循苟且的局面，追求的是“道”在政治上的实现，我想应该算是南宋的激进改革派吧。
南宋理学家在政敌眼中是“道学朋党”，但是他们内部依然有分歧和矛盾。例如 ：淳熙三年，朱熹辞秘书郎不就，其举荐者韩元吉对此十分不满，就充分反映此二人对入世为政有相反的态度，代表了理学家在现实政治中两种相互矛盾的政治取向。
朱熹代表重“内圣”而置“外王”于度外的倾向，也就是一心做学问，远离政治，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皆是一类，重“内圣”更甚于在政治领域展开活动。朱熹在《与龚参政书》与《答韩尚书书》中阐述不就的理由：一是“本无宦情”“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二是正在“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故不愿卷入实际政治；三是正遭“群小嘲笑”使其重建之儒学成为“已试不验之书”。淳熙三年（1168年）正是朱熹学问精进之时，许多重要著作皆成于此时。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是“虚名之士不可用”，朱熹故此激愤而拒官。
韩尚书等在朝为官的理学家则相反，他们同情朱熹的审慎却不同意他的决定，认为理学家若不问当世理乱，正是违背“圣贤用心处”，主张积极参与政治。所以韩元吉说：
“士大夫依托欺谩以取爵位者，不可胜数，…….而熹适不幸，诸公必欲强使充其数。熹虽不肖，实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后世持清议者得以唾骂而轻鄙之也”。
然而，两种倾向各有侧重，在现实中相互救济与补充，朱熹等虽无宦情却常有济时及物之心，韩元吉等却也时时记得要进修内圣之学。
题外之话。百度解释“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依此我们可以看到内圣与外王的一以贯之，也就是“内圣之学”有放到生活实践之中，他的意义才能全幅展现，在宋代这个士阶层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朝代，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观省宋代理学的确是一个极其必要的角度。
回顾宋代儒学的发展阶段，从宋初到仁宗“回向三代”治道，到熙宁变法士大夫的坐而言”——“起而行”，再到朱熹时代“内圣取向”的理学家活跃在“外王领域”之中，何以到南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还是宋代政治文化的走向所造成。从论“治道”到变法，是从学术研究到政治实践的转变，是理想落入权力世界的一大步，是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得以具体体现在政治行动之中。理学家群体向内和向外的不同倾向自然形成一种互为作用的张力，一方面“内圣”之学大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一方面推动“外王”事业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高涨，余先生对此这样评价：内圣、外王之间的紧张落实到到个人身上，即是理学家的特殊角色与儒家的一般角色必然逆向而行，这是由两种角色本身的不同要求规定的。
对此我有些不理解，理学与传统儒家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二者显然是共存于一体，他们的区别与矛盾是内圣与外王的偏向吗？那这种偏向同理学家群体内部的偏向矛盾又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根本上理学家群体内部分歧的缘由就是理学与传统儒家的分歧？还有，余先生认为理学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内圣”之学引入政治文化，传统儒家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所不同的只是宋代理学家提出一个“道体”的概念，所谓圣人之道有体用或本末之别，也许这个才是关键吧！此是个人揣测！当不得真！
好吧！疑问先放一边，我们来看看宋代儒学“内圣”与“外王”在政治领域的运用。
宋初，胡、孙、欧阳等把仁义礼乐看做体、本，政、刑之类实际措施视为用、末，前者历世不变，后者因时制宜，王安石的新学便依此为基本学术根据，故欧阳修有《本论》，仁义道德属内圣范畴，王安石有“道德性命”之说，修与安石政治相左，但其理论基础却是一致的。
而后世的理学家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没有触及“内圣”之学的深处，程颢批评安石：
“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论，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
故而，安石变法失败，理学家们也将其原因归咎于“内圣”之不足，陆九渊甚至说“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笃，适足以败天下”。这些批评可以很清晰看到，南宋时期，理学在政治文化领域已经完全取代北宋的经学，但是他的源头依旧是安石时代的儒家文化，理学的直接目的虽在于成就个人的“内圣”，但“内圣”的最重要的集体公用仍然是实现“外王”的事业，也就是要“回向第三代”。
南宋理学家还强调“内圣”是“外王”的绝对先决条件，只有将“外王”建立在“内圣”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政治理想。朱熹言为证：
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我自不消得用此。——《语录》卷一0八
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同朱熹是一致的。“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经世”——《与王顺伯》，这句话代表了南宋理学家对“内圣”与“外王”关系的最透彻描述，也是时人的一般观点，即使已到“内圣”的极致，终极关怀依然是儒家的入世——经世济国。
然而，理学家怎样才能使“内圣”转出“外王”，他们怎样玩政治？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及《大学》！余先生认为它是“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双轨通道。
首先，《大学》“正心、诚意、修身”之说从宋初就已被儒家接受，程颢认为《大学》是“孔氏遗书”，朱熹将之置于四书之首，陆九渊虽对“修身齐家”“窃不以为然”，但还是基本接受《大学》八条目的次序，从内圣步步外转，至治国、平天下为止。《大学》重于《中庸》更体现其重要性。
其次，外王进入内圣一轨——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内圣回外王一轨——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子因而有言：
“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修身是对天下国家说，修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
总之，对南宋理学家而言，他们继承了宋代儒家的主流——重建理想秩序，回向三代的理想，深信政治失败是源于“学术不正”，因而努力发展“内圣”之学，为重返“外王”奠定基础，外王必自内圣始，是他们最根本的信念。也许正因为如此，理学家在“内圣”上更加执着，不同流派之间的义理之争才更加激烈，反之，在政治行动领域则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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