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理学家与政治取向
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
二、从“内圣”转出“外王”
三、““得君行道””——朱熹与陆九渊
四、““得君行道””——张栻与吕祖谦
五、余 义
四、““得君行道””——张栻与吕祖谦
本节论点注重在““得君行道””作为理学家的一种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在王安石变法时代早已存在。在王安石执政之初，儒家不同思想流派（包括洛、蜀、朔三“党”）都曾聚在他周边，以期共同恢复“三代之治”。这种意识构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部分，他们通过“轮对”的特殊方式得到与孝宗面谈的机会，这种“得君行道”的特殊现象大致以孝宗一朝为限。
张栻在乾道六年取得一个特殊的“得君行道”的机会，在这一年又起“恢复”之说，张栻与孝宗见面多达六七次，在与朱熹往来的信件中可知，他求教恳切，全力以赴，希望能把握住这个“得君行道”的机会。朱熹在回信中也提出有关“帝王之学”的要旨以及当时政争上应有的施设以供参考。他坦率的批评张栻“立说贵于新奇”的倾向，并有“十寒，众楚之忧”之语提醒张栻可能遭遇的政治危机。对张来说“得君行道”的意识根深蒂固，有理智的计虑，也有情感上的托付。
在同一年吕祖谦也有一次“轮对”，有二劄。他对孝宗的印象与陆九渊相似，可互证。二劄事后寄教与朱熹，事前或与张栻讨教，这又是“德君行道”为理学家的共同目标之证。
在淳熙四年，张又得到“轮对”的机会。在他与朱熹的书信中可知，他对此次“轮对”特别重视，决心直言无隐。在《淳熙四年轮对劄子二首》第一劄直攻孝宗“独运万机”为侵大臣之权，不合“治道体统”，措辞尤其凌厉。朱熹在《答郑自明书》写于向自明索取奏劄之后，表明朱关怀治道之情十分炽热。
淳熙四年，张栻《答朱元晦秘书》一文，同样表明他关心同道中人的轮对与朱熹毫无异致，吕祖谦亦然。
“要且得气脉不断”（吕祖谦语）说明了理学士大夫们会利用一切时机发动志同道合之士请对，轮流不断地向皇帝进言，以争取“得君行道”的可能。他们在请对与否的问题上互通有无，并互相出谋划策。朱熹即便在政治活动完全失败之后，仍不放弃从群体立场推动“得君行道”的理想。在他写给刘光祖的信中，为当时理学家群体谋划政治前途，即便在“道学结局”前夕，他仍继续鼓励在朝理学派士大夫“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怀”，特别叮嘱“二三公”“幸密为言之，勿以语他人”说明此信有机密政治文件的性质。在此信后半段提及延揽人才，“共赞王业”，说明理学集团正在暗中扩大势力，朱熹对此很是关心。朱熹以理学派政治领袖或党魁的地位谈话，暂时抛开“内圣”之学大宗师的身份，此信进一步印证了理学家们的政治取向和“得君行道”。
五、余 义
还有几点需要申论。
第一：所谓“得君”是否需要皇帝先修“内圣”之学，在凭“内圣”的精神转化力去治国、平天下？作者推测朱熹的看法是：对思想与性格早已定型的皇帝，从”先涵养“做起，便永无”得君“可能，特别是在轮对或请对的场合。理学家们基本上仍是在”知见“层面上对皇帝进行说服的努力。
第二：理学家是否真的认为几次“轮对”就能改变皇帝的决定？为何非”得君“不可？理学家虽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仍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即发动改弦更张的最后决定权是由皇帝掌握着。
第三：“得君行道”是在“外王”领域中事，而理学则已发展和完成“内圣”为范围，”内圣”之学不是终点，是始点。宋儒上接孔孟千载不传之道，此”道“不仅指”天人性命“的”内圣“，还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得君行道”的意识与理学活力最盛的时期相始终。
第四：因“得君行道”集中显于孝宗一朝，对孝宗可另眼相看，但孝宗在政治上的阻力太多（来自太上皇的，近幸的和官僚系统的），甚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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