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们四十了,趁着“司令二”从西藏回来的缝隙,又聚到了一起。
我,“司令一”,桶总,还有学霸甲乙丙丁(请原谅,没有经过你们同意,我不能打上名字),一起挣扎在这个城市,不紧不慢地与命运抗争着。
桶总自己开了一家烟酒店,店铺不大,生意很好。这些年,他的烟酒店早已经成了我们的据点,只要我们来,他钥匙一拿立马走人。要说“商人近利轻别离”的话,桶总绝对是个另类。他是个毫不计较的生意人,对我们这些“狐朋狗友”特别宽厚。而我们,每次一进店,大有鬼子进村之势。早先还等着他客气,后来你只能听到冰箱门不断想起吱呀声。
每当“司令一”大旗一挥,我们便从长安各处集结到城墙根下,不用刻意提醒,大本营就是桶总的烟酒店。这么多年,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大家请客,桶总买单。喝了他的酒,吃了他的饭,我们比他的核心客户还牛。
“司令一”是司马迁后裔,和我只隔了一个村,后来在撤乡并镇的浪潮中,我们这两个在外的游子被家人告知,成了一个村了。当然,我和“司令一”的缘分用本村来形容就太浅薄了。我俩应该是十岁就认识,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后来竟然又上了同一个大学。工作了,他应征入伍去了青海,从事了我梦寐以求的职业,而我来到古城西安做了一个教书匠。
命运的长河里,那些跳跃的鲤鱼总是出出进进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有更强的信念支撑,在通往未来的路上奋力前行。“司令一”这条锦鲤在而立之年纵身一跃,也回到了古城西安。于是乎,我们又成了常见面的人。
“司令一”这家伙是热心肠,也是粘合剂。他没来之前,我孤独的在自己的圈子里呆着。他来了以后,一下子就把我们同学聚集到了一起,“一家人”终于团聚,相亲相爱的相互扶持,彼此照顾。在都市里生活,有这么一个“加油站”真的是幸运的,而他,就像站长一样,细心的为我们张罗着。(都不想叫他司令了,叫站长是不是更好呢)
“司令二”认识的比“司令一”晚一年,初一才成为同学的。如果说“司令一”是个沧桑少年,那“司令二”就是个白面书生,即便在西藏呆了二十来年也依然如此清爽干净,真不知道军营里的他是靠什么来让那些兵服气的。
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害羞的小男生,一和女生说话脸就红。那时候我就是个假小子,成天叽吱哇唔的闹腾着。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女生样子,才能让他可以安心相处吧。谁的年少不轻狂呢?我们也不例外,就这样的好孩子,硬是被我们带的旷课,到处游逛,在青涩的情感里伤春悲秋。日子从一九九二年就嘻嘻哈哈到了一九九八年,这期间的记忆有他的关怀,有他的摩托车,还有很多那个小团体一起走过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司令二”带着大红花走了。
我没有去送他,少男少女是矫情的,离别也是难过的,而我也是懦弱的,怕无法正常面对那个绿皮车厢里几张熟悉的面孔。但这并没有影响后来这二十年我们在彼此的生命里沉浮。虽然少见,但从未陌生。
我们两个萍萍是里面较为特殊的存在,基本上就我们两个女生混迹在一群男生中,一起高歌,一起推杯换盏。那一刻,我们不是母亲,不是妻子,我们只是两个女生。
这些人里,和我一起学习时间最短的就是萍萍一(我就是那个萍萍二),但我俩中学三年在一个宿舍,这种情谊是无可比拟的。那时候我们都是大通铺,我和她的床铺是挨着的,干馍换着吃,咸菜分着吃。不过,虽然名字里都有一个萍,但是成绩相差却是十万八千里,她完全可以吊打我几条街。所以,最后她以第一名的成绩直接上了中专,而我踩着分数线去了高中。在哪个只能靠书信联系的时代,我们很快就找不到对方了。再见面,我俩一北一东,漂浮在长安。
在这一群人中,其实还有两个特殊的存在,不过这次都没有来。
一个是薛总,我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不过我俩的山是两条线,恰巧,两条线上都有小学,所以也是初中才认识。到西安以后,因为单位离得近,所以联系上了。不过,后来由于他不断挪窝,基本只有聚会才能看到。
一个是大脑,江湖中很少见到哥,但是从来没断过哥的传说。他也是当年那辆绿色车厢里的一员,是混过川藏线的人。这家伙好福气,成天混世魔王一般,却有一个美女同学一直等着,现如今儿女双全,在老家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当然,时不时的会来烟酒店视察一下,和我们嘻嘻哈哈一番。
学霸甲乙丙丁也都是小学中学同学,只不过在校期间我们来往比较少,同班会熟悉一些,不同班会稍微陌生一点。但,在这个城市,当我们被“司令一”吸引到一起后,就如同从未走远。他们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盛开着,或灿烂,或低调,或厚重,或高不可攀,但在这个烟酒店,我们就是我们。
在时光的这根线上,我们依靠在一起,彼此取暖。不问过往,不问将来,仅仅因为情感。
时光里的那份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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