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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7,8章
庄子及其后学认为，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对人性的束缚，整个社会就是个大牢笼，大屠宰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都是对本性的破坏。越是被人们称为美妙的东西，在《庄子》看来就越坏。《庄子》的这种看法，不管在理论上怎样悖谬，但它是那个时代的绝唱；不管结论如何荒唐，它提出的命题实在发人深思；不管在论述上多么离奇，它的锋芒都是对当时现实入骨三分的鞭笞。
从历史的进程看，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不会消失的。任何人想把这种权力从社会上一笔勾销，都只能是幻想。然而这种权力的存在，又恰恰为对它进行批判和揭露提供了依据。《庄子》对当时权力的批判和揭露不能说都是科学的，也不都是积极的，但却是深刻的。
《庄子》认为，人类的原始状态是无心计、无知识的，过着无忧无虑的和平生活。自从黄帝、尧、舜等来到人间，这种生活环境就被破坏了。他们搅动了人心，挑起了情欲，把“心计”这个魔鬼放了出来，酿出了历史的大祸。“
《庄子》如此猛烈地抨击名利和鄙弃名利的思想，在当时是消极的，无益于当时历史，但他所论述的名利与人性相矛盾的观点打开了一个人们认识社会的新窗口。
心声是衡量历史的尺度之一，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历史价值。平均思想在当时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反对特权思想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在《庄子》看来，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性的异化，应当统统抛弃。如何抛弃这些社会桎梏，历史没有给《庄子》的作者们提供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进行推理的依据；在他们看来，唯一的道路就是将社会这个大“粪坑”毁掉，使人回到自然。
古佚书把天、地、人作为统一体来考察，强调三者谐和一致，是很有见地的。不论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多大，必须承认，人总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前提不变，那么顺天就是首要的问题。人类常常忘掉了自己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做出了许多违反自然的举动，结果没有不受到惩罚的。经过曲折还必须走到符合自然规律的轨道。
与法制相接近的还有审形名。古佚书很重视“形名”之学，先秦有一派专门研究形名关系的，称为名家。除名家之外，儒、墨、法很重视形名之学。古佚书的作者从道家的立场出发，兼收并蓄了有关形名理论。在作者看来，形名如同法一样，都是道在人事上的体现。
古佚书产于战国后期，这时正是七雄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作者对战争采取了慎重而又积极的态度，鼓动君主们用战争去摘取王冠，统理天下。
古佚书作者还具体论述了战争的策略与战术思想，如藏强示弱，谦下骄敌，详察攻守形势与时机，不杀俘虏等。表明作者颇通战争辩证法。作者特别强调，只要消灭敌国的条件成熟，就要干净彻底地消灭之，切不可怜悯手软，一手软，必遗后患。
一种思想和学派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吸取其他思想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强。
墨子起初从学于儒，“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走到儒家的对立面，对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创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学派。墨子及其弟子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纪律的团体，称为“墨者”。墨子在世时，墨子为首领。墨子死后通过选贤推出新首领，称为“钜子”。
墨子认为，一人一义是祸乱之源，与此相反，如果有了同一之义，祸乱就会消弭。为什么不能有同一之义呢？他认为这是由于“无政长”“无刑政”造成的。
墨子认为有两个矛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其一，一人一义的“自爱”本性与社会秩序的矛盾。墨子虽没有明确谈论过人性问题，不过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人的本性是恶的。“一人一义”及其“自爱”不是社会的建设因素，不是积极力量，而是造成社会混乱之源。只有对这种本性进行改造，社会才能走向安定。为了社会的安定，必须对“一人一义”和自爱这种本性进行改造和斗争。其二，君主的好坏决定着政治局面的好坏。在“刑政”与“政长”两者之间，“政长”居于主动。
地位，关键在于执政者的品质。交相利还表现在上下调和。墨子主张上下、贵贱、君臣、国与国、父子、兄弟之间都要“调和”。“调和”才能使人平安无事，各得其所。调和生利，交相利又要利于调和。
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用历史的眼光衡量，美好的愿望未必现实，也未必合理，但常常给人以精神安慰，有时也给人以启迪。
墨子“三本”的实质可归纳为下列三点：第一，为士打通进入政界之路，提高士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第二，造就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实行官僚政治；第三，这也是一种高级文化政策。
墨子的政治倾向应该说主要反映了无特权的“小家”，特别是士之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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