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六九：莫问情深谁可付

《传习录》一六九：莫问情深谁可付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人，大概从有意识起，便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追问这一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年少时，受到父母、师长的影响，这个问题表现为“立一个什么样的志”，孔子讲自己“十有五志于学”，讲“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世俗世界讲“好男儿志在四方”，王阳明讲“学为圣贤”，少年周恩来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等，都是关于“立一个什么样的志”的实证。成年后，受到费洛蒙的影响，这个问题表现为“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托付终生”，所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所谓“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所谓“云想衣裳花想容”等等，都是这个意思。到垂垂老矣，受到过往时光的影响，开始琢磨“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的问题，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关于“回首往事”的话之所以那样脍炙人口，就因为它深深击中了所有经历过风雨沧桑、青春不再者的心灵软肋。

莫问情深谁可付，我知君心如我心。真正透彻时，会忽然发现，此生真正该交付的，不是“少年志”，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心，是自心之中人之为人的良知。人生在世，总要为一生找个意义——“致良知”而已。

你来信说：“先生曾说《系辞》中讲的‘何思何虑’，是指所思所虑只有天理，而没有其他的思虑，并不是说没有什么思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之外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下功夫，虽然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并非用私意去安排、臆测天理。如果安排、臆测了，就属于自私、自作聪明了。’学者的弊病，大概不是陷入虚空寂灭，便是用私意去安排、臆测天理了。我在辛巳到壬午期间（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即1521～1522年），害的是前一种病，近来又犯了后一种病。只是，思索也是良知的发挥与运用，它和私意安排又怎样区别呢？我担心自己认贼作子，迷失其间而不自知。”

《尚书》中讲“思曰睿，睿作圣。”——“思想要深刻通达，深刻而通达的思想是圣人的境界”，《孟子》中讲“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心的官能是思考，思考则能有所得”。思虑、思考怎么能弃绝呢？沉溺于虚空寂灭与沾沾自喜于私意安排和臆测天理，正是自私、自作聪明的表现，都是丧失心中良知的表现。良知是天理昭明灵觉体现之处，所以良知即是天理，思虑是良知的发动与运用。如果是良知主导的思索，那么思索的就只是天理。良知发动的思索，自然明白简易，良知自然也能够觉知。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虑，自然是纷纷扰扰，千头万绪，但良知也能够觉察、分辨。思索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洞若烛照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正是因为还没有真正领悟“致良知”的学问，不知道要在良知上体察、分辨罢了。

在欧阳崇一看来，完全丢掉思虑，便是“绝圣弃智”，不免陷入佛道的虚空、寂灭。稍一用心思虑，却又不免进入苛意安排、臆测的极端。归根结底是丢掉了思虑的根本——为什么而思虑。倘时时以“致良知”为根本，所思所虑自然只是天理，倘若丢开“致良知”而思虑，自然绕不开人欲私心，纷纷扰扰、千头万绪，无有宁日。

莫问情深谁可付，只向心内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