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是点映的时候看的，满场，三分之一的中老年人，坐我旁边的就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两人在观影过程中很激动，把影院当成了自家客厅，高声谈论剧情，深情回忆过去，又大胆评论时政，最后泪流满面相拥而泣久久不愿离去。
《芳华》是冯小刚对他们那一辈青春的献礼，而在我看来这所谓的芳华不过是老一辈回忆中自带的怀旧滤镜。
哦对了，他们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这个电影年轻人都看不懂。
是，我不懂过去年代的红色浪漫与集体主义情怀。
但我懂电影里集体主义对个体的毁灭性摧残。而且这种集体主义教育在继续，这种摧残同样在继续。
我坚信著名摇滚艺术家崔健说的：
“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我们就是一代人。”
今天我要说的就是集体主义的大背景下对于个体的毁灭性摧残。
我们都知道（可能你不知道）想要团结一个集体就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1984》对这种政治把戏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在政治游戏中，敌人是可以妖魔化的或者虚构的。
但在集体生活中敌人，不，这个说法可能严重了，戏谑对象必须是真是存在的。你回想一下你的学生生涯，有没有一个人被整个班集体欺负，可能因为ta不讲卫生，可能因为ta家庭条件不好，也可能因为ta学习差并且性格内向。
一定有吧？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除了上述的理由外，ta一定有一个众所周知、被人嫌恶的缺点，如果没有，就编造一个。我们不需要证明ta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怪癖，只要ta不招大家喜欢，这个怪癖就成立。这就是妖魔化的过程。
再来讲讲为什么要戏谑、妖魔化一个人。因为这是当权者的需要。
毋庸置疑，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阶级。确定阶级的砝码是生产资料，而阶级带来的就是权力。
前两天受到微博网友(@就叫熊太行也行)文章《来吧，给你们拆拆《芳华》里的职场惨案》的启发，我将印度种姓制度带入所讲述的阶级中，这样表达更直观。
印度种姓分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在小学的时候，成绩好、长得好看、能打的小朋友是婆罗门，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砝码是可以抄的作业、对爱慕者和拳头。性格开朗、学习一般的小朋友是刹帝利；性格一般、学习一般、长相一般的是吠舍；性格一般、长相较差、学习也不好的是首陀罗。
再长大一点，阶级流动，家里有钱有背景的同学成了婆罗门，而成绩好和能打的同学下滑到了刹帝利和首陀罗。
我把他们划分了阶级过后，你一定要问，那性格内向、长相较差、学习较差、家里又没背景的同学呢？
别忘了，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还有一种人，不在种姓划分范围之内，他们没有种姓，叫贱民。
而在电影芳华中，在文工团，何小萍就是贱民。她完美的符合了被戏谑对象的所有条件：背景，出身不好，在家里就遭嫌弃，性格内向，渴望融入集体，最要命的是，她身上还有味道！
她身上真的有味道吗？我们来回忆一下，第一个说她身上有味道的人是谁？
是郝淑文，她在何小萍给大家表演的时候闻了她的毛衣。何小萍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文工团，作为新兵她坐的不可能是卧铺吧，硬座的火车箱是什么样的，再把条件倒退四十年。
你坐两天两夜你也臭。
那么，除了第一天来，何小萍平时身上的味道是什么，狐臭吗，不是，多年后，萧穗子也说了，她只不过是爱出汗。文工团有免费的澡堂，就算她洗得没别人勤，其实她身上的味道四舍五入等于零。
况且，这句“她只不过是爱出汗”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萧穗子为逃避内疚感而用的说辞呢。
再来分析郝淑文，在文工团中，郝淑文作为高干子弟，有背景、长得好看、性格好。我们可以确认她所在的阶级是婆罗门。
并且她是一个将阶级看得很重的婆罗门，电影中她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是高干子弟，在得知陈灿也是高干子弟后，对他的态度由厌恶直接转变成爱慕并追求。
刚刚我们说过，阶级所带来的是权力，她要行使，确认她的权力，所以她要指鹿为马。
何小萍就是那头鹿。
在电影中，还有一个对何小萍态度暧昧不明的人，萧穗子，故事的讲述者。电影中有很多镜头萧穗子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看见何小萍被欺负，她站在一边，不参与，不制止。
在对何小萍的毁灭过程中，她清白吗？不。出现泳衣事件时，调笑地最欢的就是萧穗子，她说：“这搓澡棉里面恐怕还有老泥儿呢！”这是她在镜头中唯一一次参与戏谑何小萍。但是注意，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何小萍并不在场。
我们再回到我所构建的种姓体系中，萧穗子处在哪个阶级呢，首陀罗，在他爸爸平反后上升到吠舍。她爸爸平反后她的兴奋程度与她之前所受的白眼与歧视是成正比的。所以她最能理解，也最同情何小萍，但是她为什么会参与到戏谑何小萍的活动中去呢？
为了自保，一个大集体要想团结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一个小团想要团结就要有一个可戏谑的对象。你，萧穗子，作为一个在集体边缘人物，怎么向组织靠拢？你萧穗子想要融入这个集体就站队，认可当权者的权力，郝淑文树了一个靶子，你就要朝靶子上打。
没人在乎靶子疼不疼。
我们说完小集体再来说说大集体。
在说之前，我讲一个我小学时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我，是比我小两届的女孩，我上三年级，她上一年级。见过，但不知道她叫什么。
就叫她小M吧。
小M长得又黑又瘦又小，经常鼻子上挂着鼻涕，上学放学都是自己一个人走，偶尔能看到她被班里的男生追着打。
事情发生在筹备运动会期间。
我们学校每年运动会走方阵的时候大家都会穿统一的制服，男孩穿白衬衣黑裤子，女孩手里拿花穿白衬衣花裙子。
而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我们放学后整个小学都要留下来在操场排练走方阵，他们班排列队的时候除去举一个旗手、两个护旗手多出了一个人。于是老师把前排的小M叫出来，让她站男生队的最后，理由是男生的队里多一个人不显。
之后的一个月里我经常可以看到小M ，她是经老师挑选后多出来一个，站在最后像一个小尾巴，后排的男生会趁老师不注意，拍她一下，踢她一下。
运动会开始前一天的彩排，学校要求我们穿正式服装，那天，小M没有穿。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穿花裙子还是黑裤子，因为老师早上没给她发花，老师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看到老师训斥她，责问她为什么不穿走方阵的服装。她没有说话，被老师训哭了。她黝黑的小脸挂着泪珠，被一群男生围着嬉笑，唱童谣：“丢！丢！丢！把脸扣。”
第二天她没有参与走方阵，一个人坐在他们班划分的区域里，帮着看东西。
这么久远的事情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我在还不懂什么叫政治游戏的年纪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手腕。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手腕叫做以保全集体为目的而牺牲无辜个体。
在文工团这个大集体里，被派去前线的何小萍就是那个无辜个体。当然，被牺牲的不止何小萍一个。
我们知道（你可能不知道）在一个大的集体中除了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之外，还要有一个标杆。这个观点《1984》里没有，但是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有，标杆的名字叫雷锋。
以下的讨论建立在雷锋在这个人物真实存在的基础上，（不排除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需要所树立的虚拟人物）。
既然是一个标杆，他的出身不能太好，因为没有高干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这种辛苦的表率（林立果二十多岁的时候在玩摇滚乐），他一定要是一个清清白白受过组织恩惠的穷人家的孩子，踏实肯干，不计得失，愿意为集体无限牺牲，而且他最好是一个死人。
小学的时候我爸给我买过一套红色经典儿童读物。其中一本就是写雷锋的，讲一个书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雷锋小故事：
将雷锋养育成人的邻居家奶奶A（雷锋从小就是孤儿，被邻居家奶奶A养育长大）重病，雷锋买了票回去看奶奶A，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老奶奶B票丢了，他就把票让给了老奶奶B，结果奶奶A去世了也没见到雷锋最后一面。
伟大吗？
太伟大了，伟大得不像人，伟大得没人性。这样伟大的人能犯错误吗？不能，所以雷锋22岁就死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在雷锋死后，他的事迹才被传遍整个新中国的？
再说说刘峰，他的确是个标杆的好人选，清清白白的穷人家出身，心灵手巧，踏实肯干不计得失。唯一的缺点，他是个大活人。
活雷锋刘峰，这个轻飘飘的标兵荣誉挂在刘峰身上，却让他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因为这个名号他不仅摔坏了腰没办法跳舞而且被剥夺了生而为人去追求感情的权力。
于是，他犯错了，他抱了林丁丁，整个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而林丁丁的眼里，活雷锋是无性的，是机器，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一块砖是不应该有男女感情的。
标杆倒了，组织里的男男女女们信仰幻灭了。所以刘峰出局了。活雷锋的标签不是一顶不能承受其重的帽子，而是一双红舞鞋，穿上就不能停止舞蹈。
当他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被发了枪，上了战场。
从战场回来，物是人非。何小萍失了心，刘峰失去了一条胳膊。而文工团的少男少女们失去了他们的集体与青春。
想起一句台词，“绿萍失去的仅仅是一条腿，而紫菱失去的却是她的爱情啊！”
那是他们的恋恋芳华，对于被牺牲的个体，那是刻骨钻心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们无权指责老一辈人的情怀，因为我们都有老去的、过时的那一天。但是面对历史，我们应该庆幸没有这种怀旧滤镜，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过去的丑恶与错误，方能正视历史。
作为一个在集体主义教育下成长的幸存者，我要替千千万万个刘峰、何小萍说，“我不原谅。”
龙应台曾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
我不原谅！不原谅任何打着集体的名号去剥削个人的行为，不原谅任何对个体的摧残与毁灭。
我的不原谅是对所有无辜枯萎的生命的救赎，是对你我曾在集体主义中犯下过错的忏悔。
看完电影，我写幻灭，写人性的丑恶，是因为：
看尽人间恶，再回首，一步一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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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李小点，一个没有前缀的朋克。
love and peac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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