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伽蓝
马上就是第三十三个教师节,坐下来休息时,忽然想起我的老师来了。
最先想起的是初中班主任刘福柱老师。刘老师是我的同乡,个子很高,一米八五以上,四方脸,戴一副眼镜,很是威严。讲课文时分析得很细致,常常突然提问大家对文章的看法。于是,所有人上课时都要竖起耳朵,打起十二分精神,生怕提问自己时张口结舌,下不来台。事实上,仍有很多次张口结舌与下不来台。
刚上中学的时候,不懂得做笔记,刘老师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听到自己没听过没看过的要记录一下。”于是,我的语文书上就记得满满当当了。钢笔太粗记不下来,就把钢笔倒过来用,画出极其纤细的线条。复习时,就是乱翻语文书,初中的六本语文书翻一个上午就能全部复习一遍。这种方法一直保留到学习中文课程时。而影响到其它课程的能力其实就是专注力、理解力与速记能力。全神灌注倾听,让思维交织出轰隆隆的雷鸣,接着就是吹打江山的斜风细雨。
刘老师是极为认真的人,容不得一丝苟且,这也构成了他在生活上与课堂中的庄严。在办公室或者校园里遇见他,我们都是毕恭毕敬地叫:师!我们不会像现在的学生一样喊“老师好”,大家都很羞涩,也不懂得多少礼仪,完全乡土气息的身心。然而那一个字的称谓,却是发自肺腑的意味深长。现在想来极具古汉语的美感。
上课的时候,刘老师很少开玩笑,只有一次在课堂上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自己外出听课时的一些经历:遇到什么样的人,怎样处理一些突然事件。这些对我这样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都很新奇,在日后果然也派上用场。
生活中的刘老师非常朴素。上下班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简易布袋,里面总装着铝饭盒和学生作业,每天骑五里路到学校上班,每天骑五里路回家,朝雨暮雪,从未间断。刘老师的穿着也很朴素,大多时候是一件中山装,洗得很干净。九十年代初,我们上初三的时候,他才开始穿学校统一做的西服。还记得他头一次穿着西装进课堂时,显得很不自然,在我们的小声哄笑声中,脸上也尴尬地笑出花朵来了。从那时候起,他的庄严就接近和蔼了。
因为是同乡,刘老师有时也去我家里坐坐。现在叫家访,但在村里我们叫串门儿。那时候,家里穷得很,只有一个板柜,没有沙发茶几等待客的家具。刘老师去了,就坐在一只盛药的木箱子上闲谈。话题当然是围绕我的学习情况。比如,作文不好,要多读书之类。但是,那时候的确也没有钱买书,我记得自己在中学唯一读过的文学书只有两三本。一本是学校图书馆借的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杨绛译),一本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两本书草草看了一遍,现在想想却足以对我一生造成影响,甚至影响了我性格的形成。还有半本书就是《作文周刊》,厚厚一大本,自己翻过几次,毫无趣味可言。唯一的感觉就是人家读过的书真多,仅此。
毕业填报志愿的时候,研究完志愿填报手册,农民子弟可报的很少。父亲去问刘老师。刘老师斩钉截铁地说:报师范!不报师范报什么?家里衡量再三,于是就只好报师范。一来师范学校可以农转非,二来有几十元补贴,三来毕业可以分配工作。这样的三点条件足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因为穷苦的家庭里也总算要出一个公家人了。
于是,我就上了师范。那一年,我十五岁。那一年,我所在的这所山区中学,一届同学六十人,报考师范的学生二十一人,考上师范十六人。而在当年,师范的招生分数是要高过区重点中学大峪中学的招生分数。于是一帮泥腿子们的孩子就都跑去上师范,并在三年以后成了一群普通的人民教师,开启了各自的教学生涯。
如果说人的一生中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有那么几个人决定了命运的走向,我想刘老师就是那几个关键人中的一个。我将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而永远充满感激。
但这种感激将永远无以言表。正像我朴实的父母所做的那样,在结束一天的劳动以后,提着一只套着的野兔给刘老师送去。第二天一早,出差回来的刘老师又原封不动的送回来。
他即是以这样的方式维护着师道尊严。他也因为学生家境的贫寒而心生悲悯,并把这悲悯化为工作的力量,守住自己的三尺讲台,借给学生一阵扬帆远航的清风。

我很想念的,还有初中的数学老师杨老师。遗憾的是至今,我都不知道杨老师的真名,只记得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雅号,这当然是因为少年的羞涩与寡言。杨老师,身材中等,微胖,皮肤白皙,一头短发,眼睛明亮有神,讲话语调清晰,思维清楚。她教我们数学,从来都是一手漂亮的板书,从左面的黑板流利工整地写到右面的黑板。她对数学的理解非常到位,讲解概念深入浅出。而最要紧的是带动了所有同学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让大家找到研究各种代数几何题目的乐趣。
遥想许多年前,山村夜晚的盏盏孤灯之下:一个个冥思苦想的小脑袋,都在主动研究数学习题,比赛着谁能把难题做出来。第二天早自习,几个同学头碰头挤在一起,互相交流所得,也算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每每上课之前,一些题目大家就会心知肚明,成竹在胸。一些仍然不懂的地方,自有杨老师引领激发出另一种思路。“噢——,我只差一步就做出来了。”教室里常常有这样讶异的轻叹。
杨老师教我们数学的几个年头,大家学习数学除了得到一手好的习惯,更渐渐懂得了团结互助,不断体验到成功与自信。后来,我们的数学中考成绩斐然,很多名同学得满分。
中学毕业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杨老师。直到被分配到斋堂小学任教的多年之后,才听说我所在的中学被撤并到斋堂中学,杨老师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学校里管理宿舍。但是,仍然没有再见过杨老师。我想,这与我自己的性格有关。倒是听别人从杨老师口中提过我:仍然是许多的赞赏与鼓励,让我心头岑然一热。
后来,杨老师又从斋堂中学调到育园高中看宿舍,并在那里退休。
我想,在家庭教育与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老师常常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真的是亦父亦母亦师亦友。而对老师的敬爱也一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只是,在我匆匆生活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一份友爱,接受了一份友爱,却一直没有学会积极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这也是一代人性格的短板,而我自己正是其中最糟糕的代表。许多时刻,即便有无限情意涌上心头,也只是在心底默默地眺望:师,你好吗?这就是我的全部方式了。而我可敬可爱的老师们,却正在各个角落里默默老去。花开的时候,他们毫不吝惜地泼洒出自己的才情,花落的时候,他们就悄悄栖身于一片细雨洗濯的绿阴。
在所有中学老师里面,教我们英语的张一娜老师,格外年轻貌美。那年她也只是十八九岁的年纪,而我们就是她的第一届学生。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第一次走进教室给我们上课的情景:一件粉色上衣,衬出如花的容颜,极为靓丽。或者为了消除紧张,总是不自觉地用抿起的嘴唇吹一下拂过面颊的笔直的秀发,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她教我们从abc开始学习英文,而我们只好用汉字加拼音悄悄记录那些拗口的发音。当然,我们对英语的兴趣,绝抵不住对她青春美好与时尚的惊讶。于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我们开始几个人串通与张老师做对了。当张老师提问我们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致回答:I don’t know.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了,张老师提问被一个又一个“不知道”搅和了,她的美丽不堪一击,变得焦头烂额,课堂效果可想而知。
这样做当然也造成了恶果:就是在期中考试中我们的成绩出现了大滑坡。其中,我的英语成绩只拿到50分。
年轻美丽的张老师也真的生气了。每次提问该叫到我的时候,就跳过去,故意不叫我。因为她不知何时,已从背后了解到我是那次课堂事件的始作俑者。我也乐得她不提问,自己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有些不自在了。
我在心里暗暗和张老师较上劲儿:你不教,我自己学。于是,在课堂上更加专注地听、记、悄悄比较,回到家里自己加强了预习与复习,睡前与早晨醒来先背一通英语。半个学期下来,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打了翻身仗。于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我又重新回到张老师的视野。张老师的笑脸,像鲜花一样开放了。她变得更美了。
在中学阶段给我影响的还有教物理的谭文理老师,教化学的李成老师。那时候,他们风华正茂,在课堂上挥霍着自己的青春。两位老师的风趣幽默多才多艺,吸引着我们紧紧跟随他们的脚步。
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们所有同学的幸运。在恰当的时间与恰当的地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一些孩子的未来,赐予了他们获得幸福的可能,赐予他们比卑微勤劳的父辈多了一种选择的权利,他们的付出已被铭记在每一个学生的心头。无论这些学生身在何处,做怎样的工作,又是怎样顺利或艰难地谋生,他们也都会记得点点滴滴的美好细节。因为,那陪伴他们成长的所有的一切努力都必定物有所值。
二零一四年的的某个夏天,当我搭车经过被荒废的中学校园的时候,望着露天的教室,满园荒草和生锈的铁门,感慨万千。
校门正面的影壁还在,上面的校训还在斑驳的蓝色中剥落着:“深思广闻,展望搏击”(张刻龙校长亲笔题辞)。我甚至还能想起影壁新建成时好闻的油漆味儿,仍然像一种力量在回忆中扩散;似乎又听见了学校校歌,在群山环抱的简陋校园中回荡:“群山环抱,塔岭站岗,军响中学在这里成长。忆往昔,岁月峥嵘,历史沧桑;看今朝,书声琅琅,桃李芬芳……”然而,往事早已不在,故事不会重来,曾经的热闹只好荒芜成一种寂静,飘过花香的教室残破为半壁瓦砾。
在我的授业恩师们正悄然老去的时候,我也已经成为一位步入中年的老教师,忽然就过了四十岁。
当我在街头散步时,回想二十多年的教育生涯,许多的成功与失败,许多不解的爱恨情仇,悄然而来,悄然而去,像风一样无法捕捉,像梦一样远了又近了,近了又空了。
一位普通的老师,突然想起自己的老师来,这应该是天底下最应该的事情。
但是,这许多年过去,许多年又回来了,因为健忘、自私、各种推诿理由与实实在在的繁忙,我已经错过太多,我们已经错过太多。
当我的人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回忆起这样几个不可磨灭的瞬息所带给我的美好,像茫茫无措的大海中赐我以希冀的孤舟,我将仍然以生命的每个时刻,记忆那些阳光闪烁的瞬间。
2017.9.8

后记:今天参加完龙泉小学庆教师节活动以后,忽然心生感慨,提笔成文,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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