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直升飞机是采用了蜻蜓的外形，借鉴它的尾部在飞行中保持平衡，这是人类从仿生学的角度研究生物界的一个成果。
前一段时间《人类简史》、《自私的基因》等从进化、生物、社哲方面的书在国内商业界突然间流行起来，这可能说明大家突然间从“器具/科学”等工具属性方面，意识到自然界、生物界、历史界这些存在久远的领域，或许也隐藏着一种更加俯瞰全局的视角。
在其伟力面前，或许五十步去笑百步，已经无甚趣味。如此作想，或许能稍稍减缓中国这个近代落后的补课生的文化自卑，甚至带来接续辉煌的一种可能，毕竟中华文明曾经也如此优秀。
尤其前两天看到搜狗CEO王小川（在混沌大学年会上）从生物学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也分享了其“生命式”的管理之道。于我而言，颇有些“震撼”的感觉。
王小川首先分享了虽然存在却难以解释的几个现象（以下掺杂了我的个人理解，或有谬误，如有兴趣请自行找原视频学习）。
事件1 长城修建路线 ≈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 胡焕庸线（胡焕庸人口线）
长城修建在年降水量400毫米的等雨线上，此线自黑河至腾冲，主题线段与长城重叠。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华夏民族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也正是这条线，把我国的地理环境大致分为了西北与东南两大区域，更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用万里长城描绘出了一条“400mm等降雨量线”，用以区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大致分析就会发现，中原文明是农耕文明，越是向北，崇山峻岭就越多，相应而言，粮食作物的产量便越是降低。而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需要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越是向南而去，庄稼多，水草少，气温高，根本不适合放牛牧马。
在这种物竞天择之下，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便出现了一条“隔离带”，而这一条的“隔离带” 不仅是湿润与干燥气候的分界线，也是双方爆发冲突纷争的战场，因此秦始皇沿此而建长城不是偶然，这是人类几千年繁衍生存，对环境选择的必然结果。
胡焕庸（1901.11.20-1998.4.30）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1935年胡焕庸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创制了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图，提出了一条可以标识中国东西部人口悬殊差异的“瑷珲-腾冲线”（因地名变更也称爱辉-腾冲线、黑河-腾冲线），奠定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这条界线被誉为“胡焕庸线”。
2014年胡焕庸线再次引起国人注目。4月11日晚9时许，腾讯QQ在线用户数突破2亿，发布了一张QQ实时在线用户分布地图，有人发现符合胡焕庸线，引起网络热议。
2014年1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看到一张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时，提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的问题，因为正如上图QQ用户分布图所表明，“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类自认为“万物之灵长”，真的是有最好的决策和选择吗？看过《人类简历》的会迷惑于是人驯化了农作物，还是农作物驯化了人；看过《枪炮、病菌与钢铁》会了解原来种族的优劣，可能在病菌的巨大影响面前变成一个自欺的谎言。
真正掌控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的主宰，恐怕远不是“卑微”的人类自以为是的那样。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最佳路径》中讲述的一个关于迪斯尼乐园路径设计的故事：
世界建筑大师格罗培斯（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和景观建筑学专家）设计的迪斯尼乐园，经过3年的精心施工，马上就要对外开放了，然而各景点之间的路该怎样连通还没有具体的方案。
这让他大伤脑筋，因为他已经设计了50多个方案，却没有一个满意的。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葡萄园边立有一块牌子：只要往箱子里投入5法郎，就可以摘一篮葡萄。据说园主是年迈的老太太，只能出此“下”策，但没想到她的葡萄总是最先卖完。
她这种给人自主，任顾客选择的做法使格罗培斯大师深受启发。回去后，他决定：在空地上撒上草籽，提前开放。
没多久，小草出土了，整个乐园的空地被绿草覆盖着。在迪斯尼乐园提前开放的半年里，草地被踩出许多小径，这些小径有宽有窄，优雅自然。第二年，格罗培斯布置施工人员按照这些踩出的痕迹铺设了人行道。
1971年在伦敦国际园林建筑艺术研讨会上，迪斯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
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顺其自然，也许是最佳选择。同样的，人在生活无所适从的时候，选择顺乎本性，也许不失为聪明之举。
大自然，需要敬畏。
不但如此，“道法自然”，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自然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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