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宣布电影《芳华》撤挡，这部本在国庆期间上映的中越战争题材电影无限期延迟上映时间，民众一片哗然。
有人说这是冯导新一轮炒作，因为预售不理想就来这么一出。在我看来，这种想法太过阴谋论，一部电影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辛苦付出很多，没有哪个导演希望自己家的片上不了映。
在国内百年电影史上，越是揭露底层现实的片越是难上映，有的甚至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最终成为流窜黑市的禁片。
细数起来，导演李杨算一个典型，他拍的“盲系列”电影始终挣扎在公映的水平线下。
李杨专长于中国社会现象以及社会问题的写实，如果你有幸看过，一定会被他镜头下强烈的底层人文关怀吸引到。
电影里的场景比较沉闷，但他选择的视角、独特的叙事手法，却叫人忘记沉闷想一直看下去，颇有商业片叙事的感觉。
能把艺术片拍出商业片的口感，鬼才姜文是一把好手，但姜文得益于有一个好的制片人马珂。
影迷们后来讨论津津有味的《太阳照常升起》、《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初票房惨淡，遇上马珂后，《让子弹飞》这部片直接为姜文奠定了导演界枭雄的基础。
回过头看，李杨的电影基本没什么投资，用他的话来说拍电影全靠一身“盲气”！
当初为了《盲井》把房车都抵押了，跟母亲借10万块，跟亲朋好友借了个遍才凑出40万美元拍这部处女作。
“盲”与“瞎”的分别，前者口语，后者为书面语。但李杨释义：“瞎，眼睛失去视力；盲，眼睛看不见的。”所以，盲系列电影，不是讲眼睛失明的残疾人士，而是指闭上心眼的人。
《盲井》讲的是两个矿工诱拐年轻人来矿井打工，一个负责借机杀死他，另一个负责假扮他的家人以骗取人命赔偿金，将“人命如草菅”表露无遗。
这是第一个盲，盲在人类为金钱蒙蔽双眼，对良知视而不见。
由于缺乏资金，电影演员选得都是新手班子。当时极具农村少年特质的王宝强被李杨一眼看中，北漂王宝强一下子成了电影主角，这部片带着他冲向国际，让他获得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新人奖。
电影本身席卷了各大电影节三十余项奖，但在国内却成了禁片，李杨因此也被禁拍三年。
《盲井》改编于获得“老舍文学奖”的小说《神木》，它取自真实的社会题材：1998年三大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一共杀害176名旷工。
这部电影一出引起国际对中国矿业的关注，国内更以“盲井”作为煤矿事故的代名词。
前段时间，GQ杂志在一篇关于煤老板的报道里写到：“缺乏规则的环境中，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巨额利益背后，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煤炭既能制造一夜暴富的神话，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
在底层社会，在矿井里打工都是为了生计逼不得已，没有人想整日浸在昏天黑地的煤堆里，但每个煤工肩负着一个家庭重担。
人性本身善恶掺杂，那些走入犯罪误区的人意识到做一次案的成本和获利程度，自己打一辈子工都只能望其项背。
就像当初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遇难者意识到只要轻轻一跃，就能给家人带来20万的安抚金，而这些钱自己要被压榨很久很久才能换来。
《盲井》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生猛粗粝、直撞人心，这种片显然跟影院里爆米花式的电影格格不入。
电影院消费者的习惯已被养成，人们去电影院就是放松下心情，这种看完整个人都坐在座位上懵掉的片儿成不了主流。
他有一次在南方小镇拍戏，偶遇一家音像店，老板炫耀说自己曾买了上千张《盲井》的录像带，李杨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一分钱没拿到，爱的是群众基础打下了。”
连李杨的哥哥都劝他去拍商业片，当导演不挣钱怎么行。李杨心里自然有一杆秤：
“开始也许是某个故事打动了我，但当我慢慢地了解了这些人的生活背景之后，就是这些人在打动我。越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我越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我有责任要把这些故事拍出来，不拍不行。”
四年之后，他给观众带来第二部“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盲山》。
讲的是女大学毕业生被拐入深山卖给一个傻子做老婆，她被强奸生下孩子，无数次想逃出大山，却因全村人都“盲”而逃不出！
山不盲，山中人盲，李杨说，这第二个盲，就是法盲。
“农民不认识法律，只知同乡老婆要帮他抓回来，是好心做坏事。”
《盲山》比《盲井》更被大众所熟知，因为前些年河北感动中国的山村女教师就是这个故事的现实版本。
在电影亦或是现实的推动下，让更多人关注到人口拐卖这个“不光鲜亮丽”的事实。
盲山取景于陕西偏远山区，山路很难走，有次车子撞到山崖，再往前冲一点全车人只怕都没命。
李杨回忆起只能苦笑：“我太爱电影，开始拍这事就一定要做完。何况我陷进了那些卖妇女的真实故事中，只能赶快拍完走出来！”
为了能让《盲山》在国内上映，他特地为国内设计了一个不同版本的结局：公安机关成功救出女主角，并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而国外的版本里：女主角的亲生父亲被村民围殴，她拿起菜刀，向强奸犯的头上砍去！电影戛然而止。
拍完这部电影，女主的影子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不断逃跑不断被抓住......这种后遗症很煎熬，李杨从来没说过后悔两个字。
国内社会层次极其复杂，一部分导演擅长拍“向上”的电影，但也要有人来揭露社会边角旮旯。
作为后者的李杨，电影里从来没有粉饰太平，把生活远处的底层情况用一两个小时放映出来，引起人们对事件背后的思考。
比起糟糕的境遇，更困苦的是没有发声的权利。
李杨的电影就是一扇为底层人民发声的门，但他并没有赋予电影能改善部分人境遇的神效，他十分清楚，自己能做的只有表达，触动观众，让人们有所警惕。
在一切向钱看娱乐至上的时代，始终有一类人愿意讲真话、讲真故事，让我们更加看清这个社会，也很庆幸能够看到，即使小众，也仍坚持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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