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庄子·逍遥游》

壹

迄今为止，有史料传说可考的、存活最久的活物，除了庄子提到的大椿之外，大概只有彭祖了。传说彭祖活了八百多岁，抵得上周文王开创的周王朝的长度，站在人类的角度度之，不知道他该有多无聊啊！

《封神演义》之类的小说中，将“周文王求才”一段写得极具谶纬预兆色彩：西伯侯姬昌久闻姜尚大名，亲自前往邀请，见到直钩钓鱼的姜尚和“愿者上钩”的说辞，更觉得这位大才了得，甚至以一方侯伯之尊为姜尚拉车，可惜姬昌一把年纪体力有限，用了吃奶的力气走了八百步，姜尚大笑道：“西伯拉车八百步，我保你大周八百年！”

然而，名为八百载巍巍周室，实则名副其实地存在了不到三百年就被褒姒笑没了，此后的东周就像吊着口气的重症患者，面对此起彼伏的称霸称王现象束手无策，直到秦庄襄王在位时被灭得干净，也算是“给个痛快”了。若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个悠长的王朝，大概让其留个名副其实也无不可，可偏偏在后几百年里，成了列国争雄的背景板，既揶揄了周王室，也“恶心”了姜太公。

所以啊，只要活得够长，且无意识，最后的底色总是无聊的循环和尴尬的拖延。

贰

最近刚啃完三本通史著作：《耶路撒冷三千年》《伊朗四千年》和《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先不论是否把中亚那点事儿搞懂，仅这几本书的书名就自带一种“并不新鲜”的漫长的意味。

大概是从小就面对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基因，仿佛每个民族都在暗暗较量着谁活得更久、活得更真、活得更像话。

我们大伙小时候都背过一首朝代歌（各地版本不同，此处仅以个人记忆做范例）：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此消彼长、城头更换大王旗的戏码在五千年的时光里不断重演，中外无异——耶路撒冷几经易手，教堂成了清真寺；丝绸之路上三三两两的波斯僧，背后是不断更易的王朝；总算有了一个家族统治到底的帝国，爬坡有多热血，滑坡就有多带劲。毋庸置疑，由于地理和文化原因，无论是耶路撒冷、伊朗还是奥斯曼帝国都有着无法剥离的历史渊源，被数字概括的时光交织在一起，才让这个地区直至今日仍然乱成一锅粥。

但数字可以证明什么呢？答案是，久。

只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露脸的总时长够久，就足以让人记住，就像奥斯曼土耳其、罗马帝国、托勒密王朝、东方文明……但更重要的是，露脸的方式越多元，才足以让人感兴趣。

耶路撒冷因其“圣城”之名、亚伯拉罕诸教的纠葛而成为一个历史的“奇点”，它从波斯帝国的生命中路过，也在奥斯曼的版图里存在过，于本就征伐搅扰的欧亚诸国而言，没有人能绕过它。反观东方文明则不同，包容宇内、四夷宾服的经历使之有了一种不太容易放下来的身段，我们不参与耶路撒冷的纷扰，不和波斯、奥斯曼等国硬刚，不过问欧亚诸国乱糟糟的群架，只是在“内圣外王”的姿态中自洽。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态度区别，才让东方和西方在时间的数字游戏里分道扬镳。

叁

如果东方文明是一种依赖于中心化的CPU的巨大机器，那么西方文明就如同当下热议的区块链——各自独立存在，独立证实和证伪，独立形成时间轴，然后相互比对，却始终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处理器。

所以就寿命而言，一座城的漫长记忆可以成为一群国家的坐标，王国的存在总是短暂，持续的只是争端和分裂。但东方文明似乎早就参透了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的“道”，不执著于一城一处，而放眼春秋。但恰恰是这种宏观的展望，让我们习惯于瞩目大椿、鲲鹏，却忽略了蝼蚁和蟪蛄，浩瀚经史写尽王朝盛衰，一如那个走了八百步的故国，少了温度和人情味，落于隐隐的无聊。

到最后，见识最广的，反而是城头的一块砖、烽火台四散的烟尘、江河里的涓滴溪流，它们将这个文明和群山之外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们隔绝开来，从盘古开天开始讲故事，让受尽苦难的人们成为神，让功勋卓著的埋进土堆，然后等待一个偶然的机会重见天日，终于，故事越说越长，场面越来越大，角色越来越多，到最后收不住了，顾不上小人物，于是有了天灾和人祸，余下的大人物们，在临近结尾的时候依靠外力，重新开启新的故事，然后新的盘古又来开天……

这时候，如果彭祖还活着，大概也会陷入空虚和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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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实在过得太久了，久到说书人翻来覆去讲同样的话本，台下的观众渴望新意而不得，连无聊的情绪都能延伸出心流，让人深陷其中津津有味。

那么，当初盘古究竟睡了多久，为何突然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