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描述听起来更像精神分裂症，”一个教授说，“你叔叔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我说，“他认为医生是政府阴谋的一部分。”
“这确实使事情复杂化了，”他说。
在这一系列微妙的推动作用之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双向情感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的论文。我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们伤痕累累，淤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维持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提交论文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巴克峰，回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和爸爸就争论起来。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平生，第一次，我冲着父亲大喊，不是因为车，而是为韦弗家事件，我都喘不过气来，我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哽咽抽泣着吐出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吓唬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奋力的和想象出来的怪物作战，却对自己家里的怪物无动于衷？
爸爸目瞪口呆的看着我，很是震惊，他的嘴耷拉着，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抽搐着，仿佛要抬起它们来做点什么。自从那次他蹲在我们失事的旅行车旁，看着母亲肿胀的脸，因为电线在金属上传导致命的脉冲而不能触碰，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无助。
出于羞耻和愤怒，我一走了之，一路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几个小时后，父亲打来电话，我没有接。对他尖叫，无济于事，不理他，或许管用。
学期结束时，我留在了犹他州，这是我第一次暑假没有回巴克峰的家。我不再和父亲说话，甚至没有通过电话。这次并非正式与他疏远，我只是不想见到他，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没有回去。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19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我搬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新公寓，那里没有人认识我，我想重新开始。去教堂的第一周，新主教热情地与我握手致意，接着，去迎接下一个新来的人。我很开心他对我不感兴趣，如果我能在一段时间内假装正常，也许便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正常。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