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我在一家地方报社实习——那是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某日报社下属的小报社。这家报社在当地受众并不是太多，因为有了“日报”这个根正苗红的老大哥，他的存在更像是刊发“日报”里不能完全露面的广告，顺便采集编发一些边边角角的社会民生新闻。
作为实习生，我丝毫不敢懈怠。每篇稿件，从标题设计、段落格局、主旨要义等等方面，套用着在学校学到的所有知识。我的努力也得到了编辑和总编老师的肯定，几乎一天一篇的上稿量，让我觉得小报社的记者随便干干就能出成绩，自信心随之膨胀。
直到有一天，新闻现场把我拉回现实。
周六值班，接到一位居民打来的热线，“记者同志，你们赶紧过来，要出人命了……”放下电话，我没有向总编老师请示，单枪匹马赶赴现场。等我到了现场，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拿着铁锹的居民、坐镇现场的制服叔叔、还有一些像是黑社会的大哥们，三方对峙，气氛紧张。一位老大爷从人群中冲出来说，“赶紧把我们的情况报道出来，开发商要堵住小区出口盖房子，我们以后得绕一大圈才能出去，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赶紧把稿子登报，让市领导都看看”。
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众人盯死。想想当年弱不禁风的学生模样，也真是佩服自己，故作镇定地答复，“这边的情况我已经记下了，我现在就回去组稿，大家就等着早日解决吧”。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早已经异常忐忑：如果这事合理，为什么制服叔叔不出面化解矛盾？如果不合理，为什么花臂大哥们只是远远观望，完全装作路人甲乙丙丁。
随即，找了个借口，溜回了单位，当天就加班赶稿。当我把稿子交给总编老师的时候，他只是看了看标题，就把稿子打回来了。我诧异，第一，我是完全按照客观事实描述的；第二，解决民生问题我们义不容辞。总编老师只是淡淡回我，“凡是涉及征地建房的报道，一律不发”。我没敢继续问下去，毕竟，我还等着一个月后总编老师能在我的实习报告上美言几句。
从那天起，我躲避开一切涉及居民住房问题的采访。
几天以后，编辑室又接到居民热线，接电话的老记者只是简短应答几句便挂了电话。电话放下，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大家一看是那个号码，没有人再去接听。再后来，电话声一遍遍响起，吵到大家无法静心工作，我作为初生牛犊，接起了那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位阿姨。出于工作习惯，我称呼她M女士。听了她的讲述，我越发觉得离奇，于是，我转乘好几路公交，又步行一公里，终于，在市郊一个荒废的大院子里找到了M女士一家。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绝不会相信有人住在那样的“家”里：在一个土坡上挖了个地洞，地洞顶端盖着苫布，在这个地洞里不能完全站立，必须哈着腰。挺直了腰，就会碰到苫布，顺带着碰到四周的渣土。那哪里还是个家？就是个比地窖还要简陋的窝。
坐下来，M女士和她的丈夫招呼我坐在板凳上，给我倒了杯水，话还没说，眼神里却流露出感激涕零的样子。M女士说，“二十年前，我的父亲在这个（地洞）上面盖了房子，那是他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二十年前，这里就是片荒滩，没有人种地，没有人放牧，我们一家成为了这里唯一的住客。可没想到，去年有人来找到我们，说我们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是违规建筑，要拆除。我解释说，二十年前也没有人阻止我们盖房，为什么现在说我们是违建”。紧接着M女士的丈夫说，那帮人三番五次地来催征，M女士甚至想点燃汽油瓶吓跑他们。可最后，房子还是被强行推倒了，还推倒了他们的猪圈，压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听到这里，一股闷气压得我难以呼吸。昏暗的光线，潮湿的“墙壁”，无助的泪水，让我的正义感蹭蹭直冒，我似乎看到了在我的帮助下，M女士一家住进了新房子，他们可以迎接阳光，可以光明正大地从门里走出去，而不是半爬出去……
带着所有的愤懑，我又组织好了稿件。总编老师皱了皱眉，“不是不让采写这类的稿子了吗？”我说，这是特殊情况，我们必须帮她，不然他们就走投无路了。总编老师又质问道，“你通篇都在讲他们的故事，但你有没有采访其他当事人？有没有客观公正地调查清楚？”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灰头土脸回到办公室，开始思考接下去的对策。
我按着M女士的说法，先后拨打了某某单位的电话，又走访了某某单位去询问此事。被采访对象要么说不知情不了解，要么说我没有采访证不予接受采访。浪费了几天的精力，竟是无功而返，愤恨交织。突然，我意识到，以我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周旋左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民做主”。因为，我只是我，我就是一个实习生，我不是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我不能打通部门关节，我不能明察暗访，我不能……
也许是我给M女士一家带去了太多希望，M女士问到了我的手机号，每天都在打电话询问稿子的情况，我只能解释说，稿子写好了，单位还在审核。后来，她的电话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极端，甚至觉得我也是个不负责的记者。我只好关机。等我开机时，收到了她的短信：我不找你们报道了，我要往上级找，我要找中央媒体！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M女士一家现在住在哪里？她会不会又作出极端的事情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她的儿子有没有再继续读书？一切不得而知。
记忆越来越多模糊，但2009年的夏天，让我至今难忘。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停水停电的烦恼，那些业主物业的纠纷，让我看清了校园以外的世界。也是那个夏天让我彻底断了从事新闻行业的梦想——我不够强大，我不够理性，我不够冷眼观天下。学习新闻让我学到了“新闻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客观报道”，但我却忽略了：新闻是生活里的新闻，生活却不是新闻的生活。
如今，我没有坚持新闻理想，但依旧从事着让我有些疲倦、却又给我引路的码字工作。经历过校园的安静、实习的撕扯、第一份工作的希望和失落、以及当下假想的“不惑”，我变得愈发简单，我坚信“大道至简”，我坚信“平和达志”。2009年的实习带给我的思考，让我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从那之后，我竟再没有那么极致翻转的感悟。
或许，这就是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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