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纳《领导心智》
霍华德·加德纳是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任教的著名心理学家，以“多元智力”理论享誉世界。他对管理和领导力也进行过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领导心智》，在21世纪初出版了与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合著的《卓越工作》。2004年，他出版的《改变心智》一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得加德纳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华尔街日报》2008年推出的一份管理大师排行榜上，加德纳排在了第五位。
作为认知心理学家的加德纳，以《领导智力》一书为领导力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
从多元智力到领导力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加德纳从多元智力到领导力的思想历程。
在20世纪80年代，加德纳提出了突破传统智商观念的“多元智力”理论，并不断地加以完善，在全球范围内对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通过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智商测试所考察的语言智力和数学逻辑智力之外，人类还有音乐智力、空间智力、身体运动智力、博物学家智力、人际智力、自我认知智力，另外还有他尚未最后确定的存在智力，所以一共是八种或九种智力。
尽管多元智力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加德纳本人也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任教，但是他却认为多元智力是一个科学理论，“许多人从这个理论引申出教育学上的意义，严格地说并不恰当”，“事实上，还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或者科学发现直接地转化为任何教育实践”。
那么，多元智力的社会意义何在呢？加德纳回答说：“只有多元智力理论，可以解释人类个体最后怎样变成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成人角色。”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加德纳后来开展对创造者和领导者的研究。
在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加德纳开展了一项对七位属于不同领域的创造性人才的研究，包括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格雷厄姆和甘地，其成果在1993年出版，题为《创造心智》。在1991年，加德纳还出版了《未经学科训练的心智》一书。这两本书：成为推动他进行领导力研究的直接原因。
在《创造心智》一书中，加德纳研究的七位创造力天才，每一个都在20世纪初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性成就。尽管他们有明显的共同点，然而加德纳越来越意识到，甘地和其他六位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其他六人是在物理、美术或者诗歌这样固有的某一领域中的领导者，而甘地是跨越领域的，是在尽力领导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加德纳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些跨越领域的领导者有什么独特之处？
在《未经学科训练的心智》一书中，加德纳通过研究发现，在五岁左右的时候，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未经学科训练的心智”，形成了自己对世界的简单理论。这些理论也许很有趣，但是通常充满误区，甚至完全错误。即使在经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后，多数成年人仍然在许多方面像五岁儿童一样思考。
因此，加德纳开始思考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一个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国家的群众，或者跨越不同领域领导，他所面对的就是“五岁儿童的心智”，也就是“未经学科训练的心智”。领导者要么接受这样的心智，要么改变这样的心智，而改变是艰难的。
因此，在《创造心智》和《未经学科训练的心智》两本书中的研究，引出了加德纳对领导力的研究。不过，加德纳写《领导心智》，还有另外两个动力。其一可以追溯到加德纳的童年时期，他那时就对政治和历史充满兴趣，狂热地阅读报纸、杂志和收听广播新闻。加德纳说：“在潜意识中，我已经花了好几十年写这本书了。”
另一个动力则来自加德纳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以及他坚信领导者对造福社会的重要性。他说，世界上的大多数善行，其灵感都来自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尽管同样多的恶行也来自滥用权力的领导者。加德纳说：
我相信我的研究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助解释领导力带来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在20世纪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有技巧的、建设性的领导力仍然很难获得的原因。
领导者通过故事领导
“领导者讲故事”是加德纳关于领导力的核心理念。
讲故事的上校
他转述了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一篇小说，来说明故事和领导力的关系。小说的主人公，是年轻的贝丽莎和上校。
出身贫穷的贝丽莎的谋生方式是出卖文字。她卖背诵的诗歌，五分钱；提高梦的品质，七分钱；代写情书，九分钱；发明对仇敌的侮辱，一角二分钱。
有一天，上校的士兵们抓了她，打了她，差点就杀了她。然后上校出场，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对待她：“我想当总统。”他不是想靠军队当总统，而是想靠选举当总统，也就是加德纳所说的“通过选择的领导”。他说：“要那么做的话，我就得像候选人那么谈话。你能卖给我一篇演说词吗？”
贝丽莎编织了一篇演说词，能够打动男人的大脑和女人的心。上校是个文盲，听贝丽莎朗读了三遍，把演说词背了下来。上校进行了无数次演讲，争取选民们的投票。小说写道：“上校清澈的提议和诗一般流畅的论证使他们赞叹不已，他纠正历史错误的强烈愿望感染了他们，他们在生命中第一次感到幸福。”最后，上校赢得了选民的支持，贝丽莎赢得了上校的爱。
加德纳认为，这个故事完美地概括了语言和领导力的关系。通过有形的权力，一个人可以获得和维护权威，这就是上校在过去所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说服他人，他就要使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
故事的特征
领导者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资源，试图沟通并说服他人接受某种特定的观点、某种生活的愿景。加德纳认为，故事是传递这种观点的最佳形式。更有甚者，加德纳认为故事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认知形式，创作和讲述故事则是领导者这个行当的基本技能。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同时打动人类心智的两大方面：理性和情感。
加德纳所说的故事，主要是语言的叙事。故事通常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令人同情的主人公，提出的计划和目标，一个必须解决的危机的出现，听众的紧张感的最初建立和最终释放，或者一个独特的叙事声音。但是，加德纳也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定义故事，也包括：任何符号系统中的创新的记述，例如物理学中的一种新解释，舞蹈和诗歌中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领导者直接沟通的主张；以及领导者的生活和行动中体现出来的生活愿景。
不同心智的故事观
加德纳指出，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四种不同的故事观。这四种故事观从简单到成熟，是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当然，许多人永远没有发展到最后的更高级的境界。领导者需要了解追随者的故事观处于哪一个阶段。
5岁儿童的故事观：二元对立
5岁左右的儿童，已经是故事的创作者和消费者。这一阶段的故事通常是简单的，尤其常见的是被加德纳称为“星际迷航”情节的故事。在这种故事中，就像《星际迷航》电影的情节一样，存在A和B两种敌对的力量或者个人。也许A和B会经过旷日持久的斗争，但最终代表正义的A会胜利。儿童一般会强烈认同A方的个人和事业。
这种“星际迷航”情节的故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会影响儿童对于其他故事的理解。即使儿童听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其中有三四方的力量，到儿童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往往只剩下了两方在进行善与恶之间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争斗。
5岁儿童的故事是“二元对立”的，是童话或者神话中的光明和黑暗的冲突。他们能够认同光明的一面，但是同时也知道黑暗的那一面，甚至为之吸引。他们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也带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评判中，比如同伴要么是善意的，要么是恶意的，而从药店偷药救人要么是英雄行为，要么应该受到严厉处罚。
为什么加德纳要讨论5岁儿童对故事的认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从未从成年人的头脑中完全消失。成年人仍然容易受到“星际迷航”情节的故事影响，而领导者常常要对此加以利用。
例如，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建立防止苏联的核攻击的保护屏障——迅速被称为“星际迷航计划”，可以说并非巧合。这个计划被里根的反对者指责为过于简单，却被撒切尔评价为里根整个八年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决策。
10岁儿童的故事观：过分公平
尽管人们在许多领域内常常保持着“5岁儿童的心智”，但还是能够有所超越，包括在故事观上。5岁儿童看待世界是黑白分明，10岁儿童则是“过分公平”。如果是看两个人物，10岁儿童会认为每一方都包含有善和恶的因素。10岁儿童不仅仅考虑行动的后果，还看到行动后面的意图。
15岁少年的故事观：相对主义
如果说5岁儿童无比僵化，10岁儿童过分公平，那么15岁的青春期少年则能够充分懂得利益和观点的多面性，从“二元对立”、“过分公平”过渡到了“相对主义”。即使15岁的少年强烈主张某种立场，他们仍然对其心存怀疑。在他们眼中，上帝有缺点，魔鬼有美德，友谊是动态变幻的关系。
并不是每一个青少年都会取得相对主义的立场。有些人一直像5岁儿童那样以自我为中心，还有不少人从来没有超越10岁儿童的传统的善恶观。尽管很多15岁少年偏爱相对主义，但是没过几年，他们往往会回归更早的某种更定型的思维方式。在传统社会或极权社会中，那些刚刚萌芽的相对主义倾向会被坚决制止。
成熟心智的故事观：个人整合
加德纳指出，对于世界，还有一种更老练的立场，可以看作洞察世事的25岁或者已知天命的50岁的故事观。成熟的个人能够综合两种明显对立的情感：一方面，他清楚各种价值观是相对的；另一方面，在一个既定的情形下，又需要选择一种更为适合的立场。加德纳把这种视角称为“个人整合”。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在自己最雄辩的演说中，就会先全面呈现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但是在最后总是会坚定地站在辩论的某一方。
对不同心智讲故事
加德纳以前面提到的竞选总统的“上校”为例子，为他以四种不同的故事观为诉求撰写了演讲主题。假设他代表的是某拉丁美洲社会中农民的利益，该社会被20个富有的家族主宰。上校指示贝丽莎为四种不同的听众，创作不同的演讲。
对5岁儿童的心智讲故事
对于那些相信“二元对立”和“星际迷航”情节的5岁儿童的心智，上校把农民称作善的代表，声称富人是国家所有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打倒富豪，以美妙的民主或者农民的专政来代替寡头政治。20世纪的极权主义领导者就是这样做的。
对10岁儿童的心智讲故事
对于那些相信“过分公平”的10岁儿童的心智，上校建议均分国家的财富，富人的地产将被平均分给农民。但是，他同时会强调要考虑到富人家庭的优先权和义务。因此，在未
来10年内，富人将被允许拥有两倍于穷人的土地。
对15岁青少年的心智讲故事
对于那些相信“相对主义”的15岁青少年的心智，上校首先承认在国家中不是只有两个利益团体，而每个利益团体的诉求都有其合理之处。农民的确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但是许多人也没有尽到自己的公民义务。许多富人的确自私自利，以剥削为生，但是也有人行善，而且他们有效地在国际场合中代表了国家。另外，在考虑资源再分配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比如教会、教育界、传媒等。最后，上校提出一个可行、相对主义的解决方案：为了尊重各个不同的利益团体的特殊视角，每一派都对影响其重大利益的议案有否决权。
对成熟的心智讲故事
最后，上校有机会对那些心智成熟的人致辞。上校的演讲就像音乐中的复调一样，既抨击严重的不公平，来打动“星际迷航”式的心智；又谈论需要做到公平，来打动10岁儿童的心智；也认可各种主张的相对价值，来打动15岁少年的心智。在承认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之后，他提出一个“个人整合”的方案，希望能够打动他的国家中最成熟的那些心智。
就这个特定的案例而言，他呼吁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每个选民团体的主张都被承认是合法的。然而，他同时要求对政府程序进行激烈改革：从现在开始，农民的要求会得到优先考虑，因为他们不仅代表着人民的大多数，而且是数世纪以来持续受到歧视的团体。其他各派的地位会从与此类似的考虑出发来决定。
三种领导力故事
人们对能够想到的任何主题都创作故事。尽管故事的种类繁多，领导者主要讲述的是那些回答人类最基本问题的故事，就像天上繁星点点，但是吸引我们视线的是太阳、月亮等一些主要的星球。这些基本的故事起源于早期的儿童时代，专注于在那个时代就已经产生，而且从此之后就萦绕不去的问题：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群体成员身份，关于过去和将来，关于善与恶。
加德纳相信，领导者讲述的大多数故事是为了回应人类在以下方面的广泛需求：更好地理解自我，更好地理解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与之外的团体，以及更好地理解价值观和意义的问题。
非裔美国人的领袖马尔科姆·X对追随者所问的问题，就很好地总结了讲故事的人的使命：“我们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如何变成了这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怎样从那里来？我们落下了谁？我们在什么地方落下了他们？他们现在在那里做什么？”
1992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美国总统的罗斯·佩罗，也同样生动地表达了听众们在寻求的东西：“我们需要用大白话解释给美国人民听，我们身在何方，我们走向何方，以及我们必须做哪些事情。”
加德纳把领导者主要讲述的故事分为了三种：关于自我的故事，关于群体的故事，关于价值观和意义的故事。他强调，最基本的领导力故事是关于个人和群体身份认同的故事。
关于自我的故事
最初，儿童通过父母、亲戚等身边的人所给出的线索，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后来，人们越来越依靠社会团体、政治团体中的领导者，比如教堂领导者、国家领导者等，以及自己所认同的人，比如体育明星或者传媒人物，来提供线索，回答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我是谁？”
许多人即使面对更有说服力和更成熟的故事，也宁愿坚持更简单的黑白分明的故事。领导者必须对群众传递自己条理分明的身份认知，并帮助其追随者获得同样整合的自我认知。研究美国总统的学者斯蒂芬·斯考罗内克说，每一个成功的美国总统都必须提出“一个关于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条理分明、有说服力的故事”。
很明显，创造自我感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每个人自己。然而，领导者在帮助群众构建个人身份上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当列宁把自己不是看作象牙塔中的理论家，而是看作历史的学生、事件的推论家，以及一个行动者的时候，他传递了一个强有力且赋予追随者力量感的自我认识。
同样，1992年比尔·克林顿把自己作为“新民主党人”呈现在选民面前时，他激励了许多选民以更新和更积极的方式看待他们自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需要恐惧的唯一事物就是恐惧本身”时，他把新的希望传递给千百万身陷经济萧条和心理抑郁的市民。
关于群体的故事
在很大程度上，个体的身份认同感来自他在各种不同群体中的位置。个体在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发现自己归属的不同群体，决定自己对于不同群体的态度，最终把自己不同的群体身份融合为一致的整体。
如果一个人的所有群体成员身份加到一起，成为一个自己无法接受的整体会怎么样？这个人就可能反思，就会寻求领导者的出现，由领导者提供的群体成员身份的其他选择，包括创造新群体的可能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作为遭受惩罚的战败国的公民，德国人的体验是不愉快的。正因为如此，许多新的政治选项出现了，包括一个自由的魏玛共和国，或者一个苏维埃式的共产党政权，以及希特勒打造的新的国家社会党。
关于价值观和意义的故事
大多数人渴望一个关于什么构成真、善、美的清晰的价值观声明。传统上，这些观点来自艺术或者宗教，然而它们也开始来自哲学、科学和其他的新组建的世俗团体。个人的内省和与他人的讨论也是价值体系的来源。在稳定的时代，公认的规范得到遵守，无须讨论。
然而，在危机之时或者巨变之际，个体渴望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为以下这些根本问题提供答案或者方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祈祷的价值是什么？公正的奖惩是什么？在死亡面前应该采取什么立场？以及其他类似的关于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他们寻找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的人。
从发展的角度看价值观，也能找出其中的趋势。5岁儿童的眼中是善恶分明；10岁儿童了解不同的价值观，希望它们能够得到调和；青春期少年则对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之间调和感到绝望，他们要么放弃对任何一种一致的哲学的寻找，要么在顷刻之间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一种。真正的整合在生命的后期，尤其是在生命走向终点时才能实现。
领导者的艰巨任务是要基于对过去的整合，提出一个故事，而且亲身体现这个故事，结合当前的问题不停地重复这个故事，在故事中为未来留出空间，而且允许群体中的个人做出贡献。马丁·路德·金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就是因为他以天主教义的力量为基础，抨击黑人作为一个有信仰的群体所遭遇的严重不公，并欢迎其他人发表个人意见和投身其中。
三种领导者
加德纳指出，根据故事的创新程度，可以把领导者分为三种：普通领导者、创新领导者和高瞻远瞩领导者。
普通领导者
普通领导者讲述的是听众听惯了的传统故事，没有什么新意。美国前总统福特、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就是普通的政治领导者，而通用汽车前CEO罗杰·史密斯是普通的商业领导者。
创新领导者
创新领导者是选择一个过去存在但是已经被人忽视的故事，唤起人们新的注意，或者给故事以新的意义。
比如，不管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还是美国前总统里根，都没有创造出全新的故事。然而他们有发现在文化中存在已久但是也沉睡已久的故事的天才。那些标榜为新古典派或者新浪漫派的艺术家，也是在试图复兴过去被弃用的主题和形式。
创新领导者试图通过振兴过去的光荣或者逝去的纯真，来重新定位现在的时代。
高瞻远瞩领导者
最罕见的是高瞻远瞩领导者，也可以称为愿景式领导。他们既不是讲述一个流行的故事，也不是复活一个古老的故事，而是创造一个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崭新故事。在加德纳看来，称得上高瞻远瞩领导者的有摩西、耶稣、佛陀等古代的宗教领袖，以及甘地这样的当代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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