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一的第一个寒假，爸爸回了一次老家，这是我记事以来他第一次回去。
买车票买各色土产买烟买酒，连要随行的我哥都给置办了一身新衣服。每天吃饭端着小酒，他眯着眼睛承诺带我哥吃这个吃那个去这里玩去那里玩，又安慰我回来带这个带那个。
忙乱到出发前一天，我爹和我哥为了什么小事闹了一回别扭。16岁的少年发了狠，如何规劝诱惑都不肯出门。我被拉了壮丁，随便包了几件衣服跟着上了火车。
我爹原是想带着儿子回去归宗认祖，我原是跟同学约好去玩，两个盘算都落了空的人踏上旅程。
那是春节前夕，赶着回家的人特别多，我妈托人只买到单程票。还好是硬卧，躺着还挺舒服。
才上火车，我爹魂已经飘到了家乡，留下的躯壳一副我在想心事别靠近的气场。
我自己看书睡觉吃泡面，发呆望望风景，跟上铺的大爷阿姨聊会儿天，还挺自在。一路走来，可以感觉气温越来越低。
清晨停靠列车停靠漯河站，父女两下车了。没经历过北方的冬天，我一下车便被冻得吸不上。行李多且重，计划中的壮劳力换成呼吸不畅宛如废柴的我，爸爸只好扛起了几乎全部行李。
那时还没有滑轮箱这样的神器，多用的是软包。是能多装些，但形状不规则不好提。爸爸肩上各扛一个，手上拖一个，眼睛还要捎带上我，走得甚是艰难。
行李袋在他肩上经过一番挪腾，找到位置趴付妥帖，像条超大的围巾把他裹了起来。步履蹒跚，低头驼背，壮年的父亲好像个老头子一样慢慢往前挪腾。
跟在他身后，才发现从前要仰头凝望他的我，已经长高到可以平视他头顶了。心里狠狠地骂了哥哥，若他在，又何须爸爸那么辛苦？倒是没想起来应该鄙视自己：长那么高了行李都提不动，饭都白吃了。
一出站，便看见有个人迎了上来，二话不说就来拉扯我爹肩膀上的包袱。我吓一跳，我爹一把揪住那只手，却呆了。
一瞬间他眼圈发红，喊了声：三弟！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弟弟。他有着和爸爸一样的方脸庞，一式的宽额头与眼型，一望而知是同一个出处。
三叔叫了一声：二哥！一样眼圈发红起来。我以为这兄弟两要来个大拥抱，结果两人只是互拍了下肩膀，分了行李就一起往前走了，走了，走了。。。。。。
我知道了，他两真是亲兄弟，再错不了的。
我三叔提前一天晚上到了漯河。在车站枯坐一夜等到天明，终于等到了我爹，以及意料之外的我。每每提起我爹在车站大步流星往外走，全然没想起来落下了个闺女这事儿，他都说；我有数咧，咋会把你弄丢啊。
是啊，下车之后把行李数了一遍又一遍，可不是有数嘛！
漯河站离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几个小时车程。我跟着三叔和爸爸奋力挤上车，抢到位子坐定下来。这兄弟两久不见面，却连多的话也没有，只互相问询问前晚睡得好不好就开始各自沉默。
三叔睡着了，我也撑不住盹着了。眼皮闭起来之前，看到爸爸把脸贴在玻璃上用力往外看，偶尔看见什么了，就盯到头转不动为止。他比我更像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
下车之后还要再步行半个钟头才能到村子。堂哥骑着摩托来接走了行李，爸爸想走路到家。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河南的农村。跟云南高高低低的山地并不同，这里的田方方正正平得像纸上画出来的方格子。两边的树夹着灰白色的路一直往前延伸出去，肉眼可见的地方一个弯都没有。
爸爸步子迈得飞快，几乎用小跑地速度往前赶。三叔一边追他，一边回头看我可有跟上来。我跑得跟被疯狗追了一样狼狈。
看到村口的房子，我爹忽然就慢了下来，站在那里止步不前。三叔以为他不认识路，紧赶着上前去指路。我爹抬起脚往左走了两步，又往右望望，完全没打算跟着三叔走。被施了定身咒一样站着，听三叔跟路过的人打招呼。
我听了几句，并不很懂他们交谈的内容，打算问我爹。一回头，看见爸爸眼圈又红了。他把眼睛用力闭了一回，再睁开之后，神色如常加入谈话。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看错了，一直以为是我错了。要过了25年，我才知道，转眼即逝的那抹迟疑和红眼圈，叫做“近乡情怯”。
河南之行掀开了我人生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用压水井的机器打水，第一次赶热闹的新年市集，第一次知道正月十五前不要提做工，第一次发现我是饭桌上唯一的女性，第一次分清了中国亲属关系中堂与表的区别。
第一次，发现爸爸除了是爸爸，也是哥哥是堂弟是侄儿是爷爷是伯伯是很多人口中念念不忘的别人家的孩子。
第一次，我确信“四大”的确是个有历史渊源的好名字，因为我爹叫“二孬”。
二孬和四大，都是以量词开头形容词结尾。相比之下，“大”比“孬”更上升了几个档次，不仅读音响亮，意义也无比优美。
长得不好不是错，名字叫“不好”也不是错，长得不好而每个人都叫你“不好”，人生真荒凉啊。
爸爸出生在1940年，寂静无声地来到这个世界。因为生下来许久都不会哭，他爹对他娘说，咦！看你生咧这个孩子，哭都不会！真孬！
因为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孩子，大家都管他叫二孬。出生的时辰不好，是克父母兄姐的命。
而在他之前，奶奶的确生过两个女孩儿却没有养活大。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拜了村里的石匠做干爹，为的是石匠命都比较硬，不至于让他克死。
二孬没有辜负他的名字，长得不好身体也没有很好。奶奶没有什么奶水，又要下地忙活，只能让他病歪歪地自生自灭。2岁多的时候，病到头，发烧躺在炕上几天水米不进，渐渐也就不动弹了。
不过是个克父母兄姐的，又还没长大，连坟都不可以有。爷爷叫来家里的老大和本家另一个孩子，把他抬到村边野坟地埋掉。
坑挖好了，抱着这个小小身体要放进去的时候，哥哥却发现颈边似有羽毛拂过，痒痒地挠进心里去。他摸摸尚有一丝呼吸的弟弟，实在不忍，便又把孩子抱回了家。
这个孩子在哥哥的千恳万请之下被留了下来。抱回去之后，靠些草药熬的水，竟渐渐退了烧活了过来。
我的父亲，活了过来。
死里逃生了一次，他反而有了茁壮的生命力，能跑能跳上树下河跟村里其他男孩子一般无异。
爷爷这个兼职的算命先生真是准，我爹又不负众望把一个弟弟克死之后，奶奶又怀孕了。
小小的孩子觉得很内疚，背负着姐姐弟弟几条人命，他比任何人都更期盼母亲腹中的孩子健康出生平安长大。
后来，我有了三叔。时隔许久又盼来一个男孩，爸爸对这个弟弟特别好，身家性命都倾注在他身上的那种好。
二孬虽然生下来不会哭，可后来声音洪亮无比可传千里，于是被戏班选上学了豫剧。逢年过节赶集的日子，村里的人都会看见他在台上鲜活地唱念作打，男女兼顾演绎着别人的生死爱恨悲欢离合，得名曰：六小龄童。
奶奶觉得，学这些瞎耽误功夫，有甚出息咧。 爷爷觉得，看我这孩儿，6岁都会唱戏，将来没出路了，靠这也能混个三瓜两枣。
夫妻意见不统一，怎么也只能算是内部矛盾。对外一致表示：俺们不管，这是孩子的造化，看命罢。不反对也不同意，说了等于没说，深得外交部发言人要领。
二孬唱戏讨人喜欢，村里教文化的先生更喜欢他。觉得这是个可造之才，整天去河里树上逮他练字背课文，循循教导。二孬很配合地刻苦练习。家里土墙上写满了不说，带弟弟下河捉乌龟都不放过，手指头沾了水在龟背上写字。至今爸爸仍能写一手好字，龙飞凤舞跟甲骨文似的。
二孬童年最深刻的回忆，恐怕都跟吃有关。家里一供4个男孩，就靠着一点薄田生活。种瓜种田，喂饱6张嘴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靠天吃饭，而天总是靠不住的。年景不好，饿起来什么都可入口，红薯黄花菜已经算美味，尽管吃完吐酸水也比啥都吐不出来要强。
哥哥很早便追随着本家兄弟们参军走了，剩下二孬带着弟弟们各处讨生活。时隔多年，他依然记得去城里讨饭，被地主家养的狗追着咬，姑姑为保护他，腿被狗撕去了一条肉。受伤的姑姑拿到一块白馍做为补偿，却全都给了他。
家里这样的穷法，二孬9岁高龄还穿着开裆裤四处游走，却也带着弟弟们跌跌撞撞地长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弟弟们也上了学。穿得干干净净饿的发昏地坐在教室里当学生，回到家里脱了外衣下地种田。父母虽然艰难，还是一路把两个孩子们供到了初中。
二孬做为第一名考进了县城里最好的高中，次年弟弟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了进来。这样的好事，村里是头一家。可家里很犯愁，都考上高中住读了，家里农活儿谁干呢？也供不起两个娃，再说还有一个小的也要上学呢。
二孬决定退学，班里的老师赶到家里来苦苦劝说；弟弟决定退学，班里的老师也跑到家里坐着流眼泪。
只有一个人能继续上学，父母没法决定，两个孩子异口同声不再去学校。
最后，三叔退学回了家里务农，二孬继续求学。
留下来读书的二孬并没有坐得很安稳。弟弟退学之后的隔年夏天，他申请了提前参加高考。虽然老师觉得他再读一年能考到更好的学校，他还是希望早些毕业。
汗流浃背的教室里，二孬心静如水地和高三的学生们一起答卷。监考的老师站在身后看他答题，一时高兴竟帮他打起扇子来。
蝉鸣个不止的那个夏天，二孬收到了位于西安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费生活费由已经成家立业当了父亲的哥哥供给。
我从络绎不绝前来探访的村民们，以及爸爸叔叔喝酒之后的长谈中一点一点拼凑出了这些画面。
我以为爸爸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只是爸爸。他作为一个孩子的这一段生活，像个平行时空，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存在着，直到我坐着火车跨越进来。
我是一个被殷切期盼着出生的孩子，我没有沿街要过饭，我没有饿的发昏地坐在教室里刻苦学习。我没有被认为不祥，我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我而改变生活轨迹。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城里孩子，和周围的小朋友一样吃饭玩耍上学。我以为每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过往，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长大后像父母那样上班。
父亲的异乡是我的故乡，他将自己连根拔起又重新落地生根的地方是我全部的家，却只是他半生的家。
他割舍掉的那一切，我隐约懂得，尚不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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