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如同金钱，技术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绝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情节。
昨天的数据分析，很多校长和教师反应，和他们预测的情况差不多。也有不少人对线上教学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学校的孩子“在家+线上学习这种模式”效果不错。一方面校长对学校和教师管理理念先进，教学内容到互动方式，都做到了行动步步细化、节奏张弛有度，一方面教师素质比较高，视野格局以及对技术的运用相对到位。撕开技术的外衣，里面全是管理问题。“在家+线上学习”这一模式进展顺利、效果较好，学校领导者的领导与管理能力显然非常值得肯定。
今天写这一篇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数据，从社会学视角，阐明“另一只看不到的手”，家庭教育，对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影响。
01 不平等的童年
我们知道自己能挣多少钱，但是只有少数人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挣够了”。这是因为我们判断到底“够不够”的唯一标准是通过跟他人比较。教育也同样如此，任何一个中国家庭的孩子，没有多少家长敢说，自己的孩子已经学“够了”。我们是如此习惯地与他人攀比，以至于我们甚至很少注意到我们正在“攀比”。然而，让我们想想，对你来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价值观让你知道你到底是谁？什么是驱动你向前的动力？关于这个问题，询问千百万个人，尤其在当前抗疫背景下，通常的回答包括譬如仁爱、真实、信念、忠诚等等，但是，不管是从科学研究出发，还是仅仅从人之所以为人出发，都没有人提到我们都知道的实情——“我渴望得到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总是一个正在移动的目标，因为它是以与他人的实时比较来定义的。受教育，除了获得知识、技能，其实也赋予了社会地位所具有的“身份符号”，这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关注并分析社会中教育公平、不平等、性别分工、社会转型等问题。公平或不平等，总是相对于在特定的时空下其他人拥有什么而定的。
当下的中国，贫穷或者富有，已不单纯以温饱、体面的衣物为标准，问题的关键是相对地位。童年的“不平等”也是相对——对于一些低收入、父母受教育背景不足的家庭来说，上学能够满足“不到社会上学坏”即可的期望。而对于中产阶级孩子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要上哪所大学，而不是能否上大学，这是一种对未来截然不同的期望——与之相应的，童年的不平等，体现于儿童先行的经验与知识、心理安全感、获得感的不同。
家庭社会地位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塑造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家庭社会地位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可以将以类别分析法来进行研究——各个家庭按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这样的社会类别分组，虽然这个分类标准似乎太单一，但研究结果显示，出生于何种社会地位对塑造日常生活常规十分重要。主要影响在于：时间安排、语言使用和亲族纽带。由于家庭中的文化技能库与组织机构采用的那些标准有很高的相似度，中产家庭孩子及其家长拥有很多优势，虽然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受益的。
中产阶级父母会对孩子的天赋、见地和技能进行积极培育和评估，有的放矢又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激发孩子的发展，去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我们称之为“协作培养”；他们的突出表现是，学会发现、发展并珍视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使用语言表达甚至是多语种语言表达，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沟通工具。
通过“浸润式教养”，让孩子学会表现自己，是中产阶层父母的优势，他们在与学校的沟通中，更能够使用专业“术语”。也能够相对清晰地了解学生的实际需要，能够对教师提出相对明确的改进方向。“在家+线上学习”模式中，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往往可以提供手机/多个手机、IPAD、电脑/多个电脑，顺畅的网络流量，熟练使用信息技术支持孩子在不同学习群中切换。此外，中产阶层父母早就购买线上学习资源，如洋葱数学、学而思网课、海外英语教师一对一口语训练、编程课程等。
相对于城市，“信息技术”这一类消费，在这所县级完中的3521名学生中，表示购买“网络课程”的学生，仅有232名（6.58%）。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地位”中的经济情况，也反映了家长教育信息资源获得的渠道单一、社会交往丰富性不足等，或者因“贫穷（不仅仅指金钱的相对不足）”改变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譬如，劳动阶层的父母，仅提供食物、抚慰等其他基本抚养条件，这种教养儿童的文化逻辑被称之为“成就自然成长”。孩子学会了自娱自乐，更多时间看电视、玩手机。家庭中多使用指令性语言。对学校更为克制和顺从。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纽带十分牢固，假期会有大量的走亲访友聚餐活动，而城市、中产阶层父母则相对约束孩子使用手机、电脑，并且会安排与孩子一起旅行，增进社会见识、拓展人际交往、增强跨文化理解。
如果用“无发展的增长”来形容当下中国为了GDP的增长而牺牲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这个词也适用于形容一些农村家庭的发展现状，因为时代的发展，很多县城及乡镇的家庭经济状态得以改善，但于儿童早期教育、家庭指导、营养健康等时间与金钱的投入，还明显尚处于“无发展的状态”，无形中强化了儿童不平等的童年。
02 不平等有自己的逻辑
关于教育及家庭教育带来的不平等，一种声音是：一些家庭的贫穷、孩子考不上大学或一流的大学，纯粹是因为懒惰，没有责任感或者脑子不灵光。对于精英社阶层来说，“成就”被认为是通过努力工作、责任心和天分得到的，那些在以上方面有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贫穷或社会地位低下，甚至犯罪。这种“天赋不足”、“性格缺陷论”是一种解释不平等的捷径，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绝对不是现实世界的全部。我们有理由认为，不平等的逻辑，在于“贫穷”的环境导致“贫穷”的结果，就像自然环境恶劣导致植被单一，社会环境匮乏导致机会缺乏一样。这也是为何中产家庭愿意选择一个相对好的社区，并让孩子选择去一个比较优秀的学校，因为相对而言，好的社区和学校，资源更为丰富、师资力量强大、交往的人群不同，可以保证天赋和后天培养共同发挥作用。
贫穷迥异于经济不平等。贫穷与一个人拥有和缺少的东西相关。而不平等则描述了金钱如何分配，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标识出不同人群的距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贫穷”和不平等是交织在一起的。
基于此，教育中不平等的逻辑，在于城乡、区域、校际资源的“资源差异”带来的机会不均等，当然，学生家长的“差异”也强化了不平等的沟壑，形成“断裂的阶梯”，具体体现于，不同家庭的价值取向、自信心与期望、辨识信息、时间投入、敏锐度、资本交换等等。
首先，中产阶级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更大的词汇量和更多的知识，懂得如何选择学校教育之外的有组织机构的品质，尤其是与孩子适切的发展所需要的机构。
其次，父母的受教育背景也给予这些家长更大自信去批评和干预学校事务。
第三，中产阶级父母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谋生相对容易，所以更多精力在于工作和生活的内涵，或者品质追求上，这些经历、焦虑与劳动阶层的父母显然不同，极大影响着孩子的童年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与自我期望。
第四，小学阶段后，教育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时候需要父母做出积极的介入，主动收集信息并督导孩子的学业发展。学校，是每个家庭必须与之互动的强权机构——学校之间在课程质量、授课节奏、教师的备课范畴、安全等级、学生规模、设施养护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中产阶级父母更容易意识到也更有能力满足这些机构（如大学）的期待，如精英大学对学生“素质全面”的要求。
在中国，不同家庭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机构的协商，表面相似，其实，深层差异极大。在孩子还没有酿成大错之前，有些城市、中产阶层父母已经在积极介入，提前干预，帮助学校和孩子解决很多小问题。而县城及乡镇的很多父母，并不具备与学校抗衡或协商的能力，一方面会更为依赖学校，一方面也会更为“短视”——当他们感到自己“穷困”之时，会目光短浅，用尽一切手段迅速获得，对未来则视而不见。这也是很多农村学校学生受家庭影响，早早辍学或者隐形辍学的原因，“没什么可失去”是很多农村儿童采纳“当下主义”、自暴自弃的出发点。
03 合理管理的差异，强化不平等
时代的变化带给家庭生活及教育的转变。时代变化带给现代生活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运作合理化”，即，日常生活的日益标准化，其重点是强调效率、可预测性、管控和可计算性上。很多家长或者教育批评者，渴望让孩子们得到像农耕田园时代一样有很多闲散时间的生活，到处充满不拘形式的游戏，其实是不顾时代的变化，产生的一种对过去家庭生活的浪漫化期望。
那么，“运作合理化”指向什么呢？其一，是休闲的合理运作；其二，是人际关系的合理管理；其三，是合理的长远目标与计划的制定，并为之持续努力的行动力。
其一，休闲的运作合理化，表现在不断增值的、有组织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在一定的具体时间内提供一定数量的体验，并处在成年人的管控之下。也因为这些活动，中产阶级孩子在学习经历上表现出同一性，组织机构的把关者，比如大学招生官员，赞同孩子参加课外活动，但是又鼓励差异性，这种并不那么公开表现的微妙差异，没有父母受教育背景的支撑，实际很难得到“官方认可”，但显然，参与过这些活动的孩子在大学筛选过程中，保证了潜在的优势。
家庭惯常行为是一种强大而隐性的社会力量，可以转化为对孩子的显著优势。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为此，使用一套专有词汇来建构自己的模型，解释这种潜在的“显著优势”。
有“惯习”，指人们对食品、家具、音乐、化妆、书籍和电影等的偏好。即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审美情趣等的集中表现。
有“场域”，布迪厄认为，在一些关键区域，社会空间是分层而置的：一些社会群体被排斥在外，另一些则会“卷入”进来。游戏是有规则的，本质虽是任意的，但是“赢家”的位置是有限的。
有“资本”，布迪厄认为，惯习的不同给予个体以不同的文化技能、社会关系、教育行为和其他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随着个体步入社会，又可以转换为不同形式的价值，即，资本。
从各阶层消费阶层来说，“娱乐”仍是最主要的闲暇消费。最富裕阶层把时间用于“娱乐”的比例最低，而用于“学习”“运动”和“旅游”的比重最高，在“社交型休闲”方面，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家庭进行这方面闲暇消费最多。令人深思的是，最贫困阶层中将休闲时间用于“娱乐”的家庭比重，高达66.4%。这所县级完中的对“休闲”的调查数据再次应证了“闲暇消费扩大机会鸿沟”这一论断。“玩手机”、“听歌听音乐”、“运动”及“阅读课外书籍”是这个县城唯一且集中了最优秀学生学校的高三学生，最主要假期休闲内容。深究一下，“玩手机”并非用于线上学习APP的使用，更多用以“看电影追剧”，还有“在线聊天”，据悉，县城及乡镇一级的学生，是“快手”、“抖音”的主要客户群。
而阅读方面，县城及乡镇一级的大多数家庭，家庭藏书、报刊学习资料的订阅、网上学习资源、阅读书目的选择等都处于匮乏、无序状态。另一方面，县城及乡镇的公共设施设备如乡村图书馆、书店的图书质量，可以形容为“贫穷”。调研中，孩子们的阅读书目，与教材有关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朝花夕拾》、《骆驼祥子》等书之外，更多是玄幻、仙侠等网络小说，如《盗墓笔记》、《超新星纪元》、《斗罗大陆》等。科学、生化、史地、经济之类的书单，显然家庭不能提供，学校和社区也不能支持。即便当前中国处于抗疫的非常时期，引导学生关注疫情、生命教育，启发学生关注生命科学、环境保护、饮食健康等等的书目，完全没有得到体现。在城市学校和家庭，被广泛宣传并推荐阅读的，与瘟疫相关的书籍如《鼠疫》、《血疫》、《瘟疫与人》、《药物简史：药物简史：鸦片、奎宁、阿司匹林与我们的抗病故事》、《生命之书》、《死亡之书》等等，电影《传染病》、《卡桑德拉大桥》、《极度恐慌》、《流感》等从阅读拓宽“阅历”这个角度，事实上再一次强化了“真正的弱势群体”的形成，并不完全是金钱的不足，而是“信息资源的不平等”。
显然，城市、中产阶级家长会主动干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课外的闲暇生活，而劳动阶层父母在要求孩子学习之外，还需要孩子在休闲时间帮助家务、从事劳作、带好弟妹等——调研中，就有学生抱怨学科作业太多，因为要帮助父母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过多的作业（虽然作业多少往往是相对的）。劳动阶层父母，鉴于自身的经历和视野，会更多依赖正规学校的教师、专业人士对孩子的指导和约束，但是又受制于自身对“身份”的自卑、羞涩，往往不敢、不能主动寻找到合适的人。
其二，人际关系的合理管理。相对于过去人与人之间借助血缘、亲缘(姻亲)、宗族建立的社会亲密关系，随着社会转型、城镇化而渐渐土崩分析，随之而来的是“非个人的、竞争性的、契约性的、商品化的、高效率的、高利润性的、利己主义的人际关系”。诸如《半熟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城市里的陌生人》、《跨越边界的社区》等已经用大量的田野调查、个案分析了社会流动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人际关系朝着一种去血缘化、自由化、契约化的方向演变，与乡土文明极为契合的“人情”关系将不断式微，普遍主义的“事务”关系渐渐形成。譬如城市儿童已经达成的消费方式“AA制”已经表明同学的人际关系，从“情感”走向了“理性”。
其三，生涯规划与管理。理论上，年轻人的教育和工作情况应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愿望、才华、努力、坚持和智慧。如果社会阶级地位不那么重要，那么他们就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凭着自己的天赋，拥有相同的机会，找到合适自己的路，这是理想状态下的生涯发展。但，显然社会阶级是一股重要力量，不论年轻一代智慧、天赋、努力如何，已存在的社会不公平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复制。
任何人，都可以从他们熟悉的选择中做出选择，从而走上一条看起来相对好走的人生道路。这也就是当社会再分配机制未能提供机会均等的时候，“身份复制”一再被强化——学校教育，是公开、合理地进行身份复制的场所，这一社会学论断并不令人陌生——一个出生于恶劣环境的孩子，他的交友圈里不可能会有上大学或者一流大学的孩子，也不会有与自己境遇相似之外的人。这些自我强化“身份符号”的因素，如教育资源、师资差异、升学指导等等，让任何穷人家的孩子想要逃离这种“地心引力”的行为难上加难。 有研究显示，辍学、早育的未婚母亲，她的女儿往往也容易辍学、未婚早育。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女性生孩子更早。而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对孩子的生涯规划与指导，就读学校、选课选科、兴趣爱好、亲密关系维系、财富的管理与运作、爱情与婚姻的意义等等，细致周到、立意高远、科学专业的品质，甚至远超过学校教师的影响与支持，并且他们可以承担孩子的试错成本，甚至支持孩子的自主选择。
缩短不平等的阶梯
除了政府提供资源，改善环境，均衡师资，以缩短不平等的阶梯之外，学校教师要对孩子加强生涯发展与规划指导，必须坚实地落实到管理指导上，学习自主管理、时间管理、阅读管理、情绪管理、健康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财富管理等等，以弥补这些家庭教育的不足。而生涯发展规划与指导，首先是学会认识自己什么时候“授于”他人（教师、家长或网络媒介）的控制而不能“自主、自立”，其次，明智地选择何种真正相关的和有用的“比较”，并为之做出改变，而且改变，是持之以恒、目标明确的。“改变”中，主动选择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也是为何这所县城完中的高三学生，渴望回到学校的深层次原因。而未来，这些县镇孩子也许还将为改变“环境”付出更多，意味着以牺牲熟悉的社会准则和文化价值观为代价，意味着将抛弃一个能为自己提供许多实际支持的大家族，远道千里之外，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投身于陌生人社会中艰难、缓慢的“惯习”的改变、“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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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断裂的阶梯》、《贫穷的本质》、《过剩时代的学习》、《城市里的陌生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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